安倍不在以後？
《安倍晉三大戰略》的海洋民主國
安倍對新一代日本政治領導人的影響力或許比吉田的更大。 圖／歐新社
在整個戰後時代，日本領導人始終離不開吉田主義。大多數主流派出身的首相擁抱吉田茂這套觀點：日本應該藉由與美國的有利、但經過精心設限的安保關係，盡可能減少地緣政治風險，全力投入經濟成長。
有幾位首相，像安倍的外公岸信介或中曾根康弘，也曾公開挑戰吉田茂這項大戰略的前提，但在這麼做的同時，他們也採取一套經過仔細盤算、依賴主流派系政治支持的平衡行動，而且他們的挑戰持續時間都不長。冷戰結束後，日本的經濟發展老模式逐漸走入歷史，然後中國崛起，支撐吉田主義的樑柱也腐朽崩潰了。我在二〇〇一年的《日本的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中描述了這項轉型的開端，但那本書的結論是，日本仍在搜尋一項戰略。
在安倍晉三主政下，日本找到了這項戰略。
一代日本政治領導人將遵從安倍訂定的這項軌跡──但安倍與吉田茂不一樣，安倍透過明確的國家安全文件、演說、與法律，鉅細靡遺地詳述他的理論。毫無疑問，日本在推動安倍戰略的過程中會出現爭議、辯論，例如在與中國的人權或貿易問題上會碰上難以解決的緊張情勢──當然，日本是民主國── 既要與中國保持經濟關係，又要在安全上仰賴美國，這其間抉擇的艱難在今後十年看來也難望緩和。
在安倍晉三的主政下，日本找到了突破吉田主義的外交經濟戰略。 圖／美聯社
1946年上台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中），其仰賴日美安保關係的「吉田主義」幾乎主導了整個日本戰後時代。 圖／美聯社
安倍以後的日本領導人在效率上自然很可能參差不齊，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安倍之後會出現一連幾位相對軟弱的領導人，就像強勢的中曾根與小泉政府之後的情形一樣。有些領導人會從右、或從左抗擊安倍這項大戰略，像當年岸信介曾從右翼攻擊吉田茂，三木武夫等人從左翼發動攻擊一樣。
不過，新一代日本政治領導人現在可以根據安倍在首相任內完成的座標推動他們的外交政策。事實上，安倍對繼任首相的影響力或許比吉田的更大。毫無疑問，與吉田在冷戰期間提出的那套理論相形之下，安倍的戰略更加獲得自民黨內其他派系的認同。日本各大反對黨與政府在外交政策路線上的差距，也比社會黨在冷戰期間與自民黨的差距小了許多。
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日本民主黨曾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二年間短期執政──日本民主黨沒有因此為日本帶來重大改變，但本身卻因這段經驗而變了不少。我還記得二〇〇五年在白宮一次會議中呼籲當時身為反對黨日本民主黨黨領袖的岡田克也，希望他協助日本，也與美國建立像美國與澳洲、與英國建立的那種擁有兩黨支持的同盟關係。岡田表示同意，不過當時他面對小澤一郎與黨內其他要求打垮現狀人士的反對。
後來，岡田在出任日本民主黨政府外相後，協助他的政黨展現與美國同盟的更大誠意。日本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在二〇〇九年說，要與中國建立東亞共同體以對抗美國。而鳩山過去的同事現在都對鳩山當年這篇怪談斥責不已，因為他們知道日本若這麼做不啻自取敗亡。
日本戰後第一任首相吉田茂的「國葬儀」。 圖／日本內閣府
由前日本民主黨進步派黨員組成的立憲民主黨，在二〇二一年的四百六十五席眾議院中擁有五十七席，對於執政聯盟的安保政策──包括集體自衛權的承認──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就整體而言，立憲民主黨支持美日同盟，贊成與中國競爭。接下來一個屬於左翼的最大反對黨是日本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在二〇二一年的眾議院擁有十二席，它的黨綱反對美日同盟，但沒有發聲要求廢止這個同盟。日本共產黨在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修改黨綱、攻擊中國共產黨違反人權時，遭到北京嚴厲反擊。
出身自民黨與反對黨、有意首相大位的政治領導人，在戰術手段上看法或有不同，但對安倍倡導的大戰略的核心要件並無異議。舉例說，左派的立憲民主黨黨魁枝野幸男贊成加強多邊主義與相對較少的防衛開支，但不主張改變安倍大戰略中其他有關內在與外在均勢的要點，並且保證要在人權與海上安全問題上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在自民黨內，前防衛大臣石破茂以最敢言、抨擊安倍傳承最力的政治人物著稱，但他與安倍的分歧也僅限程序問題而已──舉例說，石破茂要求美國檢討有關防衛的雙邊協議，讓日本有較大「平等」──除此而外，他的想法與安倍的戰略並無不同。
事實上，石破茂本人在擔任防衛大臣時，也曾參與安倍戰略的打造工作。在本書發表時，無論石破茂或枝野幸男，接替安倍欽定接班人菅義偉接任首相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比較可能的新首相人選──河野太郎、岸田文雄、或小池百合子──都是安倍在打造大戰略過程中的關鍵性夥伴。
菅義偉已於二〇二一年九月因新冠危機期間政治表現不佳而宣布下野，決定角逐首相寶座的四個人，都像安倍一樣，以與中國戰略競爭、但不與中國鬧僵為他們的戰略主軸。（譯按：岸田文雄已於二〇二一年十一月當選日本首相。）如果日本進入又一個首相人事長期不斷更迭的時代，由於內政問題往往能為政策推動帶來重大變數，安倍大戰略的執行會是一個問題。
安倍的新大戰略的故事告訴我們，其實它並不全新，因為亞洲地理特性以及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早在安倍還是自民黨新進議員時已經開始。但安倍的領導具有催化作用。圖為2015年安倍晉三巡視海上自衛隊。 圖／美聯社
2021年角逐首相寶座的四個人都如安倍，以與中國戰略競爭、但不與中國鬧僵為他們的戰略主軸。圖為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左）及安倍晉三（右）。 圖／美聯社
▌如果沒有安倍？
在為這本書做收尾時，我過去的一位學生、現正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寫論文的敏娜．波曼（Mina Pollmann）問了我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安倍這樣的人沒有出現，會怎麼樣？如果安倍身體或政治狀況沒有康復、沒能在二〇一二年重返首相官邸，會怎麼樣？提出這類「如果領導人…會怎麼樣」的問題的人，一般都是歷史學者，而且這類問題總能讓政治學者難以答覆。不過它們能為我們帶來一個思考領導角色的重要機會。
安倍的新大戰略的故事告訴我們，其實它並不全新，因為亞洲地理特性以及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早在安倍還是自民黨新進議員時已經開始。但安倍的領導具有催化作用。我竭盡所能答覆了波曼提出的這個問題，或許至少就目前而言，這也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答覆了。
若是沒有安倍，日本很可能以一種有爭議的「元過程」（metaprocess）朝一項新的大戰略整合方向前進，但由於欠缺安倍的全面立法與體制改革，這項過程大概會花更長的時間，而且效率也較差。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國際政治結構若出現更深層、或難以預期的變化，會不會改變安倍留下來的這個戰略結構。答案是，會。當然會，因為安倍的大戰略本身就是權力均勢變化的產物。在安倍訂定這項戰略的過程中，美中戰略競爭不斷加劇大體上已在預期之中，也因此他的新大戰略並不顯得特別突兀。
比較可能造成這項戰略嘎然而終的，是美國的退出亞洲。日本戰略家從未完全否定美國撤出亞洲的可能性，在與川普打過交道之後，要他們完全否定這種可能性更難。不過，當我問幾位就我所知、最優秀的日本戰略思想家，如果美國撤出亞洲，他們會怎麼做時，他們的答覆是「多拉攏澳洲以及印度」──基本上，他們的對策就是激化安倍的外在均勢戰略。一旦出現這種極端狀況，核子武器或其他內在均勢戰略的重大改變也可能成為日本舉國辯論的議題，不過這種狀況畢竟是極端，美國兩百多年來從沒有撤出亞洲。
另一種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習近平造成的威迫、獨裁、與戰略競爭時代落幕。日本戰略思想家也從未完全否定過這種可能性。事實上，「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戰略遠景，就在於使歷史朝那個更良性的方向發展。一旦出現那種可喜的情景，日本的新大戰略可以寬鬆許多，不過仍可能保有一些強有力的內在與外在均勢要件以防萬一。
我的第一本書《武裝日本》（Arming Japan），檢驗了美日關係在冷戰結束時出現的強烈的科技─民族主義緊張，並以個案研究方式證明，就算沒有一致面對的外在威脅，美日同盟仍然可以強勁有力。那本書於一九九五年發表──在蘇聯解體之後，但在台海危機震醒東京與華府、起而面對來自中國的下一波地緣政治挑戰之前。只要美國還能在區域與國際秩序中扮演領導角色，日本會非常樂意繼續運用美日同盟，像安倍一樣，盡可能塑造華府的選項。
日本戰略家從未完全否定美國撤出亞洲的可能性，在與川普打過交道之後，要他們完全否定這種可能性更難。 圖／美聯社
日本和美國於2022年8月進行了聯合軍事演習。 圖／美聯社
▌美國與日本：新特殊關係
當英國人哈洛．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一九四二年在地中海擔任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的聯絡官時，曾對他的英國同事說過一句名言：
「老友，我們是這個美利堅帝國裡的希臘人。你見到的美國人，就好像當年希臘人見到的羅馬人一樣──是那種塊頭又大、又粗俗，整天吵吵鬧鬧的傢伙，精力比我們旺，也比我們懶，擁有更多渾然天成的資質，但也比我們更腐敗。今天的我們，得像當年希臘人替克勞迪烏斯皇帝（Emperor Claudius，譯按：第一位正式征服英國的羅馬皇帝）打仗一樣，經營盟軍總部。」
對於今天那些負責管理不斷深化的美日安全關係的日本官員而言，這段話或許能引起共鳴。後人在討論二戰以來的華府與倫敦關係──引領西方走過冷戰與蘇聯帝國解體的美英「特殊關係」──時，經常引述麥克米蘭這段有關美國人的話。
歷史學者都知道，美、英兩國關係所以「特殊」，不僅因為它特別親密，也因為它爭得特別兇。英國與美國官員在核子武器、噴射戰鬥機發展、一九五七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越南戰爭、與中國議題上都爭執不休。但大西洋兩岸這兩個國家的兩黨，卻始終支持這種親密的雙邊關係，而且在面對國際議題時，每當兩國中任何一國在沒有另一國支持的情況下獨行其是，都會付出高昂的政治與地緣戰略代價。
如果二十一世紀不斷展開的這場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出現一種新的「特殊關係」，這會是美國與日本間的關係。當然，日本與英國大不相同。與英國不同的是，日本沒有核子武器，如果美國遭到攻擊，日本也沒有保衛美國的相互義務。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根據與美國的雙邊條約第五條的規定，出兵為美國而戰的是英國與澳洲，不是日本。不僅如此，如本書第六章所述，日本如果想像美國與英國一樣，享有「五眼」級別的特殊情報共享關係，還有許多必須克服的障礙。更何況英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日本儘管有美國撐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可能性很小。
或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西洋戰爭到韓戰，再到阿富汗戰爭，英、美兩國人民用鮮血鑄成的這種夥伴關係，是其他任何關係都難以取代的。或許，今天駐在美國境內的英軍──往往負責指揮美軍──比自從「一八一二年戰爭」（War of 1812，譯按：即美、英兩國交戰的所謂「第二次美國獨立戰爭」）以來，駐在美境的英軍人數都多（謝天謝地，這一次這些英軍是來幫我們的）。直到本書發行時，美、日雙方沒有派遣日本軍官為美軍提供服務的類似安排。
不過美國與日本間的二十一世紀戰略關係，有一種只此一家的獨特性。不論日本官員在面對美國人時，會不會像當年希臘人面對羅馬人一樣，在美國的盟友中，日本毫無疑問已經成為中國戰略議題方面最重要的思想領袖。
左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第38指揮官大衛．伯格（David H. Berger），右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圖／美聯社
美國位於日本馬毛島的軍事培訓基地。 圖／美聯社
如本書在開始時所述，日本是唯一與中國展開全面戰略競爭的美國盟友，對美國政策也顯然造成相當衝擊。容我重申：美國的亞洲戰略架構，基本上以日本外務省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為基礎；美國的「國際開發金融公司」與美國對付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採用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模式而建；美國為阻止掠奪成性的中國公司進入5G市場，用的是日本經產省研發的戰略；而且「四方安全對話」高峰會最初是安倍提出的建議。
每在美國退出自己倡導的戰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或「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例子──時，日本總是跨進身來，支撐這些區域與全球秩序的多邊樑柱，讓美國有一天可以重新返轉。根據「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二〇二〇年以中國戰略為題，對全球思想領袖進行的民調，不僅日本思想領袖與美國以及西歐的思想領袖密切接合，在有關中國問題的每一方面，從嚇阻到科技、到人權議題，沒有任何兩個國家能像日本與美國走得這樣近。
英國在「脫歐」（Brexit）協議後退出歐洲，日本卻對亞洲區域整合有強大的影響力。儘管與韓國、與中國的關係是重大障礙，日本仍是亞洲思想領導人，就像英國在歐洲戰後區域整合過程中扮演跨大西洋利益操盤手的角色一樣，在亞洲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思想領導現在幾乎全力衝刺，要建立那種美國戰略家追求了幾十年的開放性區域秩序。
當首相菅義偉二〇二〇年十月上台後第一次出訪，沒有先到美國而往訪越南與印尼時，美國評論員沒有人說什麼「脫美入亞」的酸話。事實上，在逐漸多極化的亞洲秩序中，日本已經成為亞洲地區志同道合盟邦的關鍵性中心。
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冷戰結束時呼籲盟友，維護與美國的那些「軸與輻」（hubs and spokes）式的雙邊同盟安排，不要用新的多邊主義取代這些同盟──但日本現在要幫著在美國盟友與夥伴之間建立「軸」與輻的未來。就算美國不能在每一個案例中都成為「軸」，日本推動的這種聯盟與戰略夥伴關係網路，能加強美國領導的開放。
日本的思想領導幾乎在全力衝刺，建立那種美國戰略家追求了幾十年的開放性區域秩序。 圖／美聯社
博客來-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特別收錄「台灣如何回應」）
內容簡介
美日澳印＋韓國＋台灣＋東南亞國協＝海洋民主國的大聯盟
安倍晉三的海洋大戰略，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
從「擁抱戰敗」，到擺脫「失落的二十年」
日本締造出海權國家的新格局
既非戰前的軍國主義論，也非戰後的被動和平論，
而力圖打造亞洲海洋的國際新秩序！
台灣處在何種角色？是真空地帶還是關鍵地區？
「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也等同於「日美同盟有事」
台灣人不可不知的安倍晉三大戰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不只是戰後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可能也是對日本及亞洲影響最深遠的當代政治家。他在第二次任職首相期間（2012－2020）設計和主導推動的日本大戰略，將日本的國家利益防線從東亞大陸轉移至印度—太平洋，旨在帶領日本由傳統的陸權國家轉型為海權國家，堪稱是戰後日本的戰略大轉變，也是明治維新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變革。
美國最權威的日本研究專家，麥可・葛林在本書深入探討由安倍晉三主導的日本戰略轉型及國家變革何以出現？原因是回應中國崛起後的擴張及稱霸野心。書展全面剖析安倍大戰略的本質、歷史淵源，以及對外關係方面涉及到的中國、美國、韓國、東南亞國協、印度、澳洲等印太重要國家。
葛林認為，安倍晉三時代奠定的日本大戰略，結束了戰後主流的被動依附美日安保同盟的吉田主義，重塑了日本及亞洲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國際格局，他深信，日本一旦成功，我們的世界會更加安全繁榮。
■日本的戰略轉型──從陸權到海權的國家變革
安倍大戰略的核心理念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從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歷史說起。本書回顧歷史，認為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雖有海權思想的萌芽，但整體戰略仍然以陸權思想為核心，將大陸國家（如清國、俄國）視為假想敵，因此明治戰略的建構者──山縣有朋便將日本的國家利益防線劃定在朝鮮半島。然而，透過陸權思想所建構的國家戰略很快地就成為了日本對外擴張的理由，更是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的濫觴。
安倍大戰略與舊時的日本戰略最根本的區別，就是以海權取代陸權思想，將海洋確立為國家利益防線的根本所在。
安倍戰略的海權思想，主要來自戰後學者高坂正堯與岡崎久彥的「現實主義海洋戰略」。透過此一思維，雖然日本仍然將大陸國家（中國、俄羅斯）視為假想敵，但不再採取過往的陸地競逐模式，而是更看重海洋防線的鞏固以及與國際盟邦的連結。因此，日本如何回應中國的挑戰，並重建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便是安倍戰略在實踐中的最重要環節。
因此，為了實現日本的海洋戰略目標，安倍晉三推動各種外交行動，如第一次任期的「四方安全對話」及「自由與繁榮之弧」，第二次任期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積極尋求具有共同民主價值觀的重要國家之合作。本書評價：「安倍晉三透過海洋作為戰略架構的做法已然生效：今天世人眼中的日本，不再是一個逃避戰敗歷史的國家，而是國際自由秩序的重要保護者。」
■安倍大戰略的核心──回應中國挑戰、強化美日關係
然而，安倍戰略的最重要環節，還是日本如何回應中國的挑戰，以及如何重建、昇級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對此安倍戰略有著非常明確的目標，如本書所寫：「安倍晉三認為日本應該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海洋國，不應該像中國一樣，在東亞進行陸權獨裁政體的霸權行為。而日本選擇海上路線，讓這個國家可以配合美國的亞洲防衛政策，扮演更重大的戰略角色。」
安倍戰略回應中國崛起的方式，並非軍事競爭，而是外交戰與經濟戰。本書指出，日本無法迴避與富裕的中國開展經濟合作，又要制衡中國稱霸的野心，而必須對兩國間的往來採取保護措施。因此，在安倍領導下的日本沒有設法將中國趕出區域合作，而是推動多邊貿易與外交協議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訴求國際力量的合作來抑制中國的崛起。
另一方面，對日本來說最不可或缺的國際力量，就是美國的支持。安倍戰略最成功的一點，便是全面升級了日美同盟關係。在二戰結束後，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全力拚經濟，但外交及國家安全長期依賴美國保護，而缺乏戰略主動性，這種狀態本書稱之為「吉田主義」（來自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然而，安倍大戰略讓日本徹底告別了「吉田主義」的時代，展開與美國更加緊密且全面的合作。二〇一五年，日本與美國重新制定了《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本主動承擔美國維護東亞自由秩序的任務，不再是美國的戰略附屬品。
同時面對中國的挑戰，日本也不再主張日美中三邊關係，而是改以更加堅定的美日同盟立場來面對中國。本書對此評價說，「安倍大戰略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就是它成功影響了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單一變數──美國。」
■台灣版獨家附錄──台灣對安倍大戰略的思考與回應
「台灣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更是日美同盟有事」是安倍晉三發表於二〇二一年的宣言，更是安倍大戰略的最佳注解。安倍晉三不只明確表達美日同盟捍衛台灣安全的立場，更凸顯了維護台海和平不再只是美國的義務，也成為日本的國家利益所在。面對中國稱霸的野心，台灣及日本透過安倍大戰略的連結，已經形成新的命運共同體。然而問題在於，這一表述中的台灣依舊是被動的存在。
台灣政治的獨特性，始於這座島嶼不斷被外力勢力殖民的歷史，以至於它無法出現基於自身的主體戰略，反而歷來扮演他者的戰略基地。當下的台灣一方面處在專制中國的直接軍事威脅下，一方面內部存在政治認同的巨大分歧。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處在何種角色？是真空地帶還是關鍵地區？台灣應該如何思考安倍大戰略所帶來的東亞局勢轉變？又應該如何逐漸形成基於自己利益線的戰略思考？這是每個富有使命感的台灣人都要嚴肅思考的時代課題。
為此，本書特別增加台灣版附錄「台灣對安倍大戰略的思考與回應」，收錄賴怡忠、李世暉、郭育仁、矢板明夫四位學者及媒體人的文章，從台灣角度對安倍大戰略進行在地的回應及反思，以饗讀者。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麥可・葛林（Michael J. Green）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政策研究院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Edmund A. Walsh）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任、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主持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非常駐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曾於美國國防部擔任亞太事務顧問（1997-2000）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亞洲事務主任及高級主任（2001-2005年）。
其研究涵蓋美國的亞洲太平洋地區外交及戰略政策，以及日本外交及戰略政策。著作包括《超越天意：自一七八三年以來美國亞太地區的大戰略與力量投射》（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2017），《日本戰略：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2001）、《美日同盟》（The U.S.-Japan Alliance, 1999）與《武裝日本》（Arming Japan, 1999）。
譯者簡介
譚天
曾任《聯合報》編譯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歐洲日報》編輯主任。退休後旅居加拿大迄今。譯作包括《越南啟示錄1945-1975：美國的夢魘、亞洲的悲劇》、《全球戰場：美國如何擺脫戰略自戀，面對全球七大安全挑戰？》、《2034全面開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實戰小說】》、《海權爭霸：世界7大海洋的歷史與地緣政治，全球列強戰略布局與角力》、《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泰王的新衣：從神話到紅衫軍，泰國王室不讓你知道的祕密》等，範圍廣涉歷史、政治、宗教、文化、理財等領域。
目錄
■前言
安倍回來了／新的大戰略／反面論點的思考／歷史脈絡：日本國家利益線之定義／本書架構
■第一章：現代日本大戰略的根源
地緣政治與日本的戰略選項／中國核心秩序下的日本／西方帝國主義與海洋戰略的初現／大陸擴張的愚行／戰後國家戰略的探尋／現實主義和平論／從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到海洋戰略的捲土重來／安倍鞏固了戰略架構
■第二章：中國
不必惹禍上身的競爭？／海洋國與它們的大陸對手／安全挑戰／「像被剃光了毛的羊一樣」／外交挑戰／擴及到區域與全球論壇的競爭／安倍比習近平技高一籌／經濟挑戰／穩住經濟關係…差一點就成了／科技競爭加劇／日中經濟關係將何去何從？兩個相互競爭的政治觀／將中國問題多邊化／日中戰略競爭中的美國因素
■第三章：美國
歷史背景：同盟，國威，以及自主的追求／利用反軍國主義躲開戰後泥淖／對集體自衛的禁令／日本民主黨與有關集體自衛的辯論／安倍的國家安全立法／重新詮釋憲法第九條／立法大戰與反軍國主義的不斷反撲／掙不脫的修昔底德陷阱／川普震撼／建立更平等的基礎？
■第四章：印度─太平洋
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泛亞細亞主義與霸權競爭／亞洲的經濟現代化／區域體制的角色／冷戰期間的區域主義與體制構築／日本的泡沫經濟以及亞細亞主義的復甦／亞細亞主義的式微／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安倍的新亞洲聯盟初嘗試／安倍2.0：自由開放的印太與重返四方安全對話／觀念競爭／面對歷史／以實作倡導民主／亞洲經濟連通的地緣政治／設法影響──而非打破──一帶一路／長程競爭：區域與全球性規則制定／領導區域貿易談判／設法拯救民主國在全球治理上的領先／對日本印太戰略的評估
■第五章：韓國
地緣政治脫鉤／北韓因素／觀念脫鉤／重開歷史創傷與舊協議／政治領導的變數
■第六章：內部均勢
日本新國家安全體制的前身／戰後官僚政治／小泉革命與日本民主黨的權力下放／安倍與日本新國家安全體制／情報功能中央化／邁向聯兵作戰／量的內在均勢／軍事戰力／戰略競爭與體制整合
■結論：吉田主義的結束
如果沒有安倍？／美國與日本：新特殊關係／我們也就只有這樣的美國人了
■謝詞
■台灣版附錄：台灣對安倍大戰略的思考與回應
．賴怡忠：安倍給日本的戰略遺產與日台關係的缺位
．李世暉：日本國家戰略的台灣因素
．矢板明夫：安倍晉三的海洋大戰略，不只改造日本，更會改變亞洲！
．郭育仁：美中戰略博弈與安倍主義
■注釋
內容連載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安倍的新亞洲聯盟初嘗試
安倍在二〇〇六年準備繼小泉之後領導自民黨與日本時，示意他在上台以後會加強與亞洲海洋民主國的新聯盟。在他的新作《走上美麗的民族》中，他建議將非正式的日美澳印「四方」特遣隊伍提升，成為一種正式領導人峰會。
在安倍眼中，印度特別重要。在安倍主政期間，印度與日本展開龐大的《德里─孟買工業走廊計劃》（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Project），印度也因此躍升為「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首號受惠國。日本在二〇〇六年第一次參與印度的年度「馬拉巴」（Malabar）海軍演習（最後在二〇一五年成為這項軍演的永久成員國）。安倍現在經常在談到亞洲時將印度掛在嘴邊。二〇〇七年八月，他在德里的一次演說中強調：「現在，隨著印度洋與太平洋兩洋合流，新的『更廣大亞洲』逐漸成形，我覺得位於這兩大洋兩邊的民主國，必須在每一個可能層面上深化其人民之間的友誼…更何況，這不僅是為印、日兩國，也是為這個新的『更廣大亞洲』的一種投資。」
與澳洲的關係也迅速進展。二〇〇七年三月，澳洲總理約翰．霍華（John Howard）與安倍發表《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這是日本自二戰結束以來，與美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訂定的第一個雙邊安全協議（這項宣言是一項探討防衛合作的全盤工作計劃，而不是帶有類似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那種明確安全保證的條約）。翌年十月，外相麻生太郎與印度簽下一紙類似協議。
在提出四方對話建議，加強與印度、與澳洲關係的同時，日本外務省還以普世價值、經濟聯繫、與海上安全等同樣原則為基礎，提出一套廣泛概念以引導日本的亞洲戰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說，提出一種從俄屬遠東、沿中國周邊延伸到歐洲的外交夥伴關係與後勤聯繫概念──就是他的「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構想。許多人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明顯是一項以限制中國影響力為目標的零和戰略，因為這項構想令人想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討論地緣政治的「邊緣地帶論」（Rimland Theory，是美國早期圍堵戰略的濫觴）。此外，由於納入俄羅斯、緬甸等一些比較不民主的政府，「自由與繁榮」因成員參差不齊而多少有些複雜。儘管有這些瑕疵，「自由與繁榮之弧」是日本為攏絡「四方安全對話」以外各式各樣國家──可能落入中國勢力範圍、但不準備、或無法加入安倍的大國集團構想的國家──的初次嘗試。但事實證明，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都很短命。四國外交部官僚開了一次四方安全對話初步會議，目的在暫緩啟動對話。四國首都的國家安全會議或首相府、總理府官員雖說比較熱心，但澳洲、日本、與美國當時都處於領導層更迭、走向中間或中間偏左路線的邊緣，特別也因為伊拉克戰爭越來越失去民意支持，施展「新保守主義」戰略的空間變得更加狹窄。福田康夫在二〇〇七年九月出任首相後，重倡他父親那套對亞洲「心連心」的做法，將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悄悄擱在一邊。工黨黨魁與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領導的新澳洲政府在二〇〇七年上台後，以更刻意的方式公開宣布四方安全對話走入歷史──讓東京震驚不已，因為即使撇開安倍提出的原始高峰會構想不計，較軟性的海洋國結盟版本當時仍享有相當支持。日本與亞洲還沒有做好決定性外在均勢、或重劃亞洲地圖的準備。但亞洲會改變，安倍也會。
安倍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重掌政權以後重提舊事，找出外務省有關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原始方案，作為首相辦公室工作重點。立即表態支持安倍此舉的麻生太郎成為副首相兼財務大臣。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負責協調自由與繁榮之弧、已經退休的谷內正太郎重出江湖，擔任安倍的國家安全顧問，主持新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由兼原信克出任副顧問。麻生原先在外務省的演講撰稿人、記者谷口智彥，成為安倍的外交政策演講撰稿人。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發表的一篇強調「安全鑽石」的安倍署名文章，是這個智囊團的第一個產品。所謂「安全鑽石」，是以對「保護從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區」，以及對「民主、法治、與尊重人權」的共同承諾，將澳洲、印度、日本、與夏威夷結合在一起。由於還無法確定歐巴馬政府或坎培拉的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政府對四方安全對話的態度，這一次，為了避免重蹈二〇〇六年發起這項對話時所犯錯誤的覆轍，安倍提出的是一項概念，而不是迫使有關國家政府站邊的具體外交建議。
同時，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的重心，以及北京在安倍上台之初意圖孤立安倍的攻勢指向都已轉到東南亞。安倍遵行他的「安全鑽石」文，在上任第一年間遍訪東南亞國家協會每一個會員國。安倍這一招果然有效，中國將他在亞洲孤立的圖謀因此未能得逞。不過日本政府除了早先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以及剛重建的四方對話概念以外，仍然欠缺一項能以更一貫、更引人的辦法覆蓋整個區域的架構。自由與繁榮之弧以歐亞邊緣地帶周邊為界，造了一張史派克曼式、以前沿海岸圍堵中國的藍圖，安倍另有見地。他決定根據讓四方對話四國結合在一起的核心地緣特性，圍繞東南亞──太平洋與印度洋──建一張溫和的保護毯。在二〇一三年一月發表於雅加達（Jakarta），以及同年二月在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說中，安倍都重提他於二〇〇七年在印度演說時首次提出的這項兩洋概念。二〇一三年三月，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為外務省完成一項研究，說明如何將這項兩洋概念轉化為實際可行的外交、國防、與經濟發展政策。國際事務研究所在這項研究報告中說，羅瑞．梅德卡夫（Rory Medcalf）、安德魯．謝爾（Andrew Shearer）、與拉賈莫漢（C. Rajamohan）等澳洲、美國、與印度學者早在幾年前已經開始強調印度洋的戰略核心地位。報告中指出，這項印度─太平洋概念能讓日本與關鍵性盟友與夥伴結合，以防兩洋交會處出現可以為中國所趁的「真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二〇一四年對亞洲戰略精英進行的一項民調，進一步證明了這項地緣建構的戰略邏輯。這項民調顯示，海洋民主國普遍接受「印太」一詞，反之中國的外交政策知識分子顯然對這個名詞充滿鄙夷。
二〇一六年八月，安倍利用「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非洲領導人峰會召開之便，正式宣布新「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雖說選在非洲領導人峰會宣布一項因應中國問題的基本戰略有些不尋常，但安倍自有一套說詞：他的這項概念結合印度與太平兩洋，而這兩洋正是結合日本與非洲的橋樑。不過他的這篇演說在華府或東亞沒有引起注意。
二〇一七年六月發表的「二〇一七年開發合作白皮書」又一次提出這項戰略，強調日本要用它作為日後經濟援助的指導架構。那年秋天，日本副外相鈴木浩向他在川普政府的工作夥伴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現在大家稱它為FOIP）戰略，或許這是FOIP真正開始影響深遠的轉捩點。當時新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即將往訪印度、展開他的第一次亞洲之行，國務院政策規劃局（Policy Planning Office）忙著為蒂勒森準備一份有系統、條理分明的亞洲政策聲明，於是將鈴木浩交來的這整套概念、連同名稱，一併提交蒂勒森。FOIP與美國新出爐的與中國戰略競爭的國家安全戰略架構切合，國務院印度司也知道這項戰略能在德里引起共鳴。十月十八日，蒂勒森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宣稱，「印度、太平洋地區…繼續保持自由與開放，至關重要」。同年十一月，川普與安倍在東京宣示，願與地區內任何共享自由開放的印太理念的國家合作，並保證將在三個基礎上共事：提升基本價值、追求經濟繁榮、以及和平與安定。儘管川普本人之後沒有再提到這類字眼，他的國家安全團隊已經與這項日本人研發的戰略完全接軌，並於翌年十一月發表屬於他們自己的一項詳盡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進度報告。對於過去總是被動響應美國政策主動的日本外務省來說，這是一次堪稱史無先例的角色互換。
FOIP繼續不斷演進。一開始，由於FOIP是一項不以「東南亞國協中心性」（深植東南亞國協諸國首都的區域多邊主義）為基礎的戰略，東南亞國協領導人對FOIP表示猶疑，於是東京開始談到自由開放的印太「遠景」而不是「戰略」，使它更具包容性，更有彈性。之後，東南亞國協於二〇一九年六月提出屬於它本身的「東協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在這項展望中，東南亞國協重申它對東南亞國協中心性與內部聯繫的強調，重申在共識基礎上採取包容中國的做法。東南亞國協印太展望並不是對FOIP的一種認可，但與中國所提的新「一帶一路」倡議或與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相形之下，它顯然更加接近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遠景。以地處印太中央、「全球海洋支點」自居的印尼，是東南亞國協印太展望的重要推手。在歐洲，英國、法國、與荷蘭等海洋國各自宣布了印太戰略，其他國家也隨後跟進。
（摘自〈第四章：印度─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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