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子信導讀：
歐洲二十世紀的「三十年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索姆河戰役100周年紀念。（資料照，美聯社）
自從二〇二〇年二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戳破了長期以來歐美各國所深信並期待的想望，意即透過密切商業往來與全面政經社交流政策，俾進一步消弭強權國家侵略野心。在幻想破滅之餘，歐美各國因而不得不改弦易轍，藉由逐步軍援烏克蘭的模式，以阻卻俄羅斯的擴張野心。
然而在這場歷時已逾一年的戰爭中，軍援規模與質量上的權衡卻又再三地考驗歐美各國政要，唯恐一旦逾越遠距打擊武器的界線，將導致俄羅斯不惜動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與西方世界同歸於盡。即令俄方只採用有限的戰術性毀滅武器，恐仍不免使歐洲大陸深陷浩劫，尤其身處衝突之側的歐洲各國，更是唯恐這場爆發於歐陸東部的戰爭全面失控，進而波及到中西歐各地。探究歐洲各界深層恐懼之由，即是擔憂當前的歐洲大陸重現上個世紀前期的夢魘，此即本書上卷的書名：「地獄之行」，詳讀本書，絕不難想見當前歐洲各界上述憂慮之所由。
事實上，英國史學家伊恩．克蕭在這部專著中，實可謂具體而微地說明了在上個世紀前期的短短三十幾年間，歐洲大陸上所經歷過的幾近自我毀滅的歷程：慘絕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接續肆虐，使得遠從近古的大航海時代以迄近代及現代以來，對比於世界其他文明圈即已逐步取得絕對優勢地位的歐洲文明，幾乎毀於一旦。這段曾被史學家稱之為「死亡時代」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洲血腥殘暴年代，究竟其內部經歷了何種變化？又因何而導致此種變化發生？何以就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仍全面主導國際政治事務、掌控全球商業金融命脈、主宰大片海外殖民地，並在文化成就上打造出「世紀末」及「美好時代」的藝文盛世之期的歐洲列強，竟在世紀之交後的轉瞬幾十年間，接二連三地展開同室操戈、血腥屠戮之舉，從而導致至二十世紀中期時，歐洲大陸幾乎化為一片瓦礫廢墟之景？
克蕭教授在其所潛心深究鑽研的這部專著中，即是將上述的種種疑問的答案鉅細靡遺地一一呈列於讀者眼前，從而解開這段猶如歐洲文明自傷自毀的迷團。克蕭教授詳細羅列了導致歐洲大陸在二十世紀初的三十年之間由璀璨而崩毀的四大要因：各個民族主義陣營間的敵對攻伐、爭奪所謂「固有疆域」或「民族聖土」而引發的領土爭端、左右翼極端勢力的崛興與奪權，以及資本主義的種種缺失。這四大因子彼此間糾結纏繞所衍生的一系列惡果，正是二十世紀前期歐洲文明幾乎墜入萬丈深淵之所由。對比過往所處理的有關近現代歐洲的各類著作，雖不乏亦會探討到這四項因子所造成的二十世紀前期的災難，然而克蕭教授的本部著作實有其獨到且深入的創見。
2023年2月25日，烏克蘭軍隊用多管火箭炮攻擊哈爾基夫的俄軍陣地。（資料照，美聯社）
首先，他並不將一戰與二戰視為相隔二十年而先後爆發的兩場大戰，而是將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九年之間視為一個連續不斷的戰爭暴力與血腥煉獄的時代，亦即這是爆發於歐洲大陸上的另一次「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時間點則在二十世紀前期。在其觀點之中，一戰與二戰之間即令表象上看似有著戰火停歇的二十年，甚至還出現了所謂一九二○年代的藝文風華歲月，然而實際上這現象僅出現在西歐與中歐之地，但在廣大的中東歐及東歐地區，此一時期仍深陷於從未曾中斷的烽火煉獄與殺戮戰場之中，包括德波邊界爭端、波蘇邊界戰爭、波羅的海三國獨立戰爭、芬蘭內戰、羅匈邊界戰爭、希土邊界戰爭，以及蘇聯內戰等等，這些延續甚久的血腥殘酷戰爭，所導致的傷亡人數其實並不亞於一戰。此外，克蕭教授尤其在本書中，進一步分析了殘殺猶太人的行動在歐陸東半部殺戮戰場上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反猶及排猶行動毫無疑問地在這一系列慘無人道的中東歐及東歐各支民族與國家的激烈廝殺中，成為一項深化敵對各方仇恨與敵對的因子，遂使衝突以極端血腥與殘暴而呈現。
一戰結束後，協約國、尤其是法國，基於強烈報復情緒及自身國家利益考量，決心按照自身意願而重劃戰後歐洲新秩序，於是除了強迫被視為一戰發動者罪魁禍首的德國簽下嚴苛的凡爾賽條約之外，同時也藉由中歐的奧匈帝國及東歐的俄羅斯帝國的瓦解之際，在上述原三大帝國的邊界交壤地帶，亦即從波羅的海一直延續至亞得里亞海這片在一戰後成為政治真空的狹長區域，建立起一系列的新興國家：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法國將這些新興國家所處的條狀地帶稱為所謂的「防疫地帶」（cordon sanitaire），意謂此區將在法國的主導下，兼具東抗俄國及西防德國兩大強權之再起的雙重任務。至於德國則因這片狹長的條狀地帶夾處於德俄兩大強權之間而喚其為「夾層歐洲」（Zwischeneuropa），於是就浮現了「中歐的東半部」（East Central Europe）或簡稱「中東歐」的專有名詞。然而法國政要的戰後歐洲新秩序安排實是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而定，卻完全未顧及到現實層面上的種種窒礙難解的問題，諸如中東歐及東歐各支民族主義陣營間的尖銳對立、民族分布領域與人為強行劃定的國界不符、新興中東歐克蕭教授在本書中，透過對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九年的三十餘年間，在歐洲大陸上所經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面向發展的翔實剖析，從中歸結出何以一個高度發展成熟的歐洲文明圈竟至走向近乎自我毀滅，從而墜入了殘酷血腥的戰爭與暴力橫行的人間煉獄的歷程。各項論點讀之不禁令人為之長思深省，在當今世界若干地區再次陷入烽火連天的此刻，世局隱然有再次步向上個世紀的人類大浩劫的趨勢，如何能匯集群意並發揮高度智慧，從中尋求解決之道，或許這部《地獄之行》已然為當今人類文明提供了預警式的勸誡，並且指出具體且可行的解決方案。
本書非常值得推薦給國內各大學歷史學系、政治學系，以及國際關係學系的教師與學生，作為了解歐洲現代史的基礎知識，同時相信對於雅好及關注國際政局發展的讀者，亦能帶來極大的閱讀樂趣。
博客來-地獄之行：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一）1914-1949
內容簡介
霍布斯邦《極端的年代》、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之後
這個世代不可錯過的歐洲史經典作品
英國歷史學家、希特勒研究權威伊恩．克蕭
20世紀史詩二部曲《地獄之行》、《激盪時代》
通往地獄的道路不是善意，而是「鐵了心要自我毀滅」
誰又會料想到，原本站在世界文明頂峰的歐洲
下一秒卻淪為「野蠻大陸」與「血色大地」
然後又在戰後涅槃重生，成為我們今日所見的歐洲
二十世紀初，歐洲大陸一片欣欣向榮、歌舞昇平，歐洲人稱呼這是「黃金時代」，歐洲雄踞世界文明之顛，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相提並論。但突然間，享受著這一切的歐洲人被拖進兩場大戰，歷經極深的苦難、哀痛和驚懼，四處滿是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
對此，歷史學家齊斯．洛韋稱呼歐洲成為一片「野蠻大陸」，提摩希．史奈德也稱呼戰況最慘烈的東歐是一塊「血色大地」，本書作者克蕭則認為歐洲人似乎「鐵了心要自我毀滅」，一步步走向通往地獄的道路。
1914到1949年是個大混亂的時代，克蕭以民族仇恨、國家利益、階級衝突、經濟危機等四條互相交織影響的主線為經，歷史事件順序與各地區不同背景為緯，譜寫這前後達四、五十年歐陸局勢翻天覆地的變化。
對當下世界或台灣讀者而言，上世紀前半葉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期間交互併發的經濟大蕭條、極權政府崛起、右翼民粹風行、自由民主體制無力面對變局，都似乎能從當代看到非常濃厚的既視感。或許我們沒辦法武斷地說：「歷史終究會再次重演」，但至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好好思索人類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毀滅，且義無反顧，一意孤行。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伊恩．克蕭（Ian Kershaw, 1943- ）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
克蕭師從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早年的他原本投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關注當時的德國農民。1972年克蕭拜訪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咖啡館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你們英國人實在太愚蠢了，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地球。」接著老人又補了一句：「猶太人就像人身上的蝨子！」由於這件事讓克蕭開始熱衷於了解為何德國一般民眾會支持納粹主義，他的研究取向也轉向近現代德國社會史，進而成為研究納粹主義、希特勒的頂尖學者。
克蕭的代表作是兩卷本《希特勒傳》（2000年沃爾夫森歷史獎得獎作品），另有《激盪時代：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二）》、《命運攸關的抉擇：1940-1941年間改變世界的十個決策》（Fateful Choices）等十數本著作。
譯者簡介
林華
英文譯者、聯合國翻譯，在聯合國工作三十餘年。主要譯作有阿蘭．瑞安（Alan Ryan）《論政治》（On Politics）、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台灣貓頭鷹出版社另有繁中版《從黎明到衰頹》）。
目錄
導讀（杜子信）
推薦序（黃哲翰）
作者序
導言 歐洲自我毀滅的時代
第一章 懸崖邊緣
黃金時代？／滑向戰爭？
第二章 巨大災難
悲劇展開／親歷戰爭／重壓之下的國家
第三章 和平亂局
「適合英雄」的土地？／反革命者／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大分割／脆弱的民主／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民主在德國倖存
第四章 火山之舞
經濟繁榮／另一種模式／文化之鏡／光明前景？／搖搖欲墜的民主體制
第五章 陰霾四合
衰退／最壞的結果／經濟復甦之路復蘇／政治急速右轉
第六章 危險地帶
國際秩序的坍塌／歐洲主要意識形態／蘇、義、德之比較
第七章 走向深淵
左派的失敗／軍備競賽／鷹派與鴿派／和平的喪鐘
第八章 人間地獄
燃燒的歐洲／人性泯滅的無底深淵／人間地獄的眾多意義／持久的意義
第九章 暗夜漸變
經濟與社會：變化之勢／基督教會：挑戰與延續／知識分子與歐洲的危機／「演出開始」：大眾娛樂產業
第十章 劫灰涅槃
發洩與解脫／政治再覺醒：分裂與不確定／鐵幕降下
誌謝
部分參考書目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懸崖邊緣
一次大戰後，人們，尤其是上層階級的成員，是這樣回憶戰前時代的：那是一段穩定、繁榮、和平的輝煌時期，不幸卻由於後來發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國人把戰前時期稱為「鍍金年代」（Gilded Age）。歐洲人對那個時代也懷有同樣的眷戀。巴黎的資產階級憶起「美好時代」（la belle époque），想到的是那時法國文化為全世界所豔羨，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產階級回顧「威廉時代」，認為那是個富庶、安全、偉大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新統一的德國終於得到了它應有的地位。同樣，維也納當時似乎正處於文化與思想上卓越的頂點和（奧匈）帝國榮耀的顛峰。慕尼黑、布拉格、布達佩斯、聖彼得堡、莫斯科和歐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輝煌之下。各種藝術、文學、音樂和戲劇都迸發出大膽的創造力，出現了許多新穎、挑戰常規、發人深思的藝術表現形式。
在倫敦，經濟比文化更加重要。在這個「日不落帝國」的首都，一次大戰後的那代人渴望重現已經逝去的那個經濟增長、貿易繁榮、貨幣穩定的「黃金時代」。英國大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戰後寫過一段著名的話，說「倫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飲早茶時，打電話訂購產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產品，想訂多少都行，並可以期望貨物很快就會遞送到家。」此言所指當然是享有優厚特權的人，描述的是居於世界貿易中心，金錢、地位無一不具的中上層階級的生活。對於住在東歐的猶太小村落，或義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臘和塞爾維亞貧窮的鄉村，或柏林、維也納、巴黎、聖彼得堡和倫敦的貧民窟裡的窮人來說，這種安詳愜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黃金時代」的形象並非戰後人們的臆想。
儘管歐洲存在著內部分歧和受民族主義驅動的競爭，但所有國家之間貨物和資本的流動都完全不受妨礙，大家都屬於聯繫緊密的全球性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經濟增長的前提是穩定，而穩定的保障就是各國都接受倫敦金融區的主導地位，把金本位承認為一種世界貨幣體系。在這個意義上，英格蘭銀行掌握著維持世界經濟穩定的鑰匙。船運、保險、利息和出口帶來的隱性收入超過了英國的進口赤字。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間，黃金，尤其是來自南非的黃金供應量大增，但英格蘭銀行既未過分增加黃金儲備（因為那將嚴重打擊別國的經濟），也未減少黃金儲備。美國和德國的經濟比英國經濟增長速度快，更有活力。當時就有苗頭，美國有朝一日會主導世界經濟。然而，英國仍然是全球貿易的執牛耳者（儘管它所占的份額在減少），也是最大的對外投資者。大國間為全球經濟資源展開的競爭，無疑對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形成了與日俱增的壓力。然而，直到一九一四年，給歐洲，尤其是歐洲實現了工業化的地區帶來了諸多裨益的體系仍然完好無損。人們普遍對持續的穩定、繁榮和增長滿懷信心。
一九○○年，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博覽會意在展示以歐洲為核心的欣欣向榮文明，謳歌進步。博覽會上的展出代表著新技術的時代。巨型機器顯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讚嘆。由五千盞燈泡照亮的「電之宮」實實在在地讓參觀者炫目。參展的有二十四個歐洲國家，也有來自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還有美國。博覽會開放的六個月內，訪客多達五千萬人，參觀者經常目眩神迷，驚嘆不已。東歐國家的展覽陣容強大，特別是俄國，它一家就設了九個展館。博覽會的一個突出內容是歐洲「教化的使命」。在那個帝國主義的顛峰時刻，對遙遠殖民地異國風情濃墨重彩的渲染傳達了歐洲統治世界的強有力資訊。商業、繁榮與和平似乎保證歐洲的統治地位會千秋萬代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這種樂觀態度其來有自。十九世紀與它之前的時代相比是和平年代，與後來的時代相比更是如此。自從拿破崙時代於一八一五年宣告結束以來，歐洲沒有發生過遍及大陸的戰爭。不管是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在遙遠的克里米亞發生的衝突，還是最終促使一八七一年德國和義大利各自實現統一的簡短戰事，都沒有危及歐洲大陸的普遍和平。壯觀的巴黎世博會舉辦十年後，一位名叫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英國作家寫了一本國際暢銷書《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他甚至在書中宣稱，在現代，商業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織的經濟產生的巨大財富，使戰爭完全失去了意義。不僅英國人，就連英國以外的許多人也都同意他這個觀點。人們難以想像繁榮、和平與穩定不會千秋永續，更無法預料它們會如此迅速地煙消雲散。
然而，歐洲還有很不美好的另外一面。大陸各地的社會結構都在迅速改變，步伐卻很不均勻。有的地區實現了迅速而深刻的工業化，但仍有大片地區以農業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說只有原始的農業。到一九一三年，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大約五分之四勞動人口的謀生方式依舊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整個歐洲的農民超過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二。只有在英國，務農的人數降到了勞動人口的十分之一強。一九一三年，只有英國、比利時和（令人驚訝的）瑞士的勞動人口中，有五分之二以上是產業工人，連德國都沒有達到這個水準。多數歐洲人仍然居住在村莊和小鎮裡。生活水準的確在不斷改善，但大多數歐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艱難，無論他們是在柏林、維也納或聖彼得堡這類快速膨脹的大都市的汙穢環境裡尋求工作，還是留在鄉間，靠土裡刨食勉強度日。許多人用腳投票，遠走他鄉，因生活貧困、沒有出路而離開祖國。幾百萬歐洲人完全沾不到繁榮和文明的好處，迫不及待地要出外闖蕩。一九○七年，向美利堅合眾國移民的人數達到頂峰，一年內就有一百多萬歐洲人到達大西洋彼岸。二十世紀開始後，移民人數比前一個十年猛增了三倍，大批移民從奧匈帝國和俄國逃向美國。不過，最多的移民來自義大利南方。
社會的快速變化產生了新的政治壓力，開始威脅到已有的政治秩序。一次大戰爆發前，歐洲的政治權力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在多數歐洲國家中，古老的貴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菁英繼續把持著政治和軍事大權，有些貴族和腰纏萬貫的工業或金融業新貴透過聯姻建立了關係。另外，世襲君主制仍然是歐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過去一直是邦聯，一八四八年通過了近代的聯邦共和憲法）、法國（自一八七○年起）和葡萄牙（自一九一○年起）是共和國。奧匈帝國的皇帝是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ph），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就登基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國幅員遼闊，下轄五千多萬不同民族的臣民。法蘭茲．約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統治持久性的象徵。
儘管如此，實際上各處都存在著憲政框架、多元政黨（儘管有投票權的人數極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連俄國的專制政權也在一九○五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後被迫讓步，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不得不把他（其實極為微弱）的權力交給國家杜馬（Duma），也就是議會。但是，即使在被視為議會民主發源地的英國，大部分人仍然沒有政治代表權。有些國家很早就確立了男性普選權的制度。例如說，德國一八七一年的帝國憲法規定，所有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都在國會選舉中有投票權（雖然占德意志帝國領土三分之二的普魯士對於議會選舉權限制得十分嚴格，以保證地主階級繼續占據統治地位）。義大利確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選權的時間晚得多，是在一九一二年。不過，世紀之交時，還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允許婦女在議會選舉中投票。許多國家的女權運動對這種歧視發起抗爭，但在一次大戰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蘭（雖然它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但俄國一九○五年的革命流產後，芬蘭引進了一定的民主變革）和挪威例外。
關鍵的變化是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的崛起。每個國家的菁英都視其為對他們權力的根本性威脅。一八八九年，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第二國際」建立，它是一個總機構，負責協調各國政黨的計畫與綱領。多數社會主義政黨都以某種形式奉行馬克思和恩格斯闡明的革命理念。它們攻擊資本主義固有的剝削性質，宣傳建立人人平等、財富公平分配的新社會，這些顯然對大批貧苦的工人頗具吸引力。統治菁英企圖禁止或鎮壓工人組黨或建立工會，卻徒勞無功。工人比過去更善於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工會的迅速壯大即是明證。到一九一四年，英國的工會會員超過了四百萬人，德國超過了二百五十萬人，法國約有一百萬人。
二十世紀之初，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各種運動已經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獲得的支持也愈來愈多。法國社會主義者捐棄前嫌，在一九○五年團結在一起，宣布他們「不是改良黨，而是以階級鬥爭和革命為己任的政黨」。一次大戰前夕，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贏得了百分之十七的普選票，在法國議會下院獲得一百零八個席位。在德國，俾斯麥企圖壓制社會民主，結果事與願違。自一八九○年起，奉行馬克思主義綱領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發展為歐洲最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一次大戰前其成員超過一百萬人。在一九一二年的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得到的支持超過了任何其他政黨，一舉贏得國會近三分之一的席位，使德國統治階級恐懼戰慄。
在經濟比較先進的歐洲地區，社會主義政黨無論嘴上怎麼說，實際上都遏制了激進情緒，將其引離革命，導入議會行動的路徑。法國的饒勒斯（Jean Jaurès）違背他所屬的社會黨的宣傳，提倡不搞革命，而是沿議會之路走向社會主義，一時從之者眾。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雖然言必稱馬克思主義原則，實際上卻尋求透過選舉贏得權力。英國的工黨（它是一九○六年採用這個名字）脫胎於工會運動，體現了工會對工人利益的務實關注，不追求革命的烏托邦理想。它基本上把馬克思主義的理念拋到一邊，推崇非革命的理念，主張不必推翻資本主義，而可以改良資本主義，使之最終造福工人階級。工黨認為，國家權力經和平改造後可以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服務。西歐、北歐和中歐大部分地區的工人雖然貧窮，但已不像過去那樣一文不名，激進情緒也有所減弱。若是爆發革命，工人失去的將不只是身上的鎖鏈，所以他們大多聽從改良主義領導人的指揮。
歐洲大陸欠發達地區的情況則不同。民眾與國家權力的對抗更加激烈。沒有什麼中介組織來分散權力，也沒有社會結構來使民眾認同並支援國家。國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高度依賴強制手段。統治階級地位牢固，官吏貪汙腐敗，代議制機構弱小無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歐、北歐和西歐的中產階級後來憶起逝去的「黃金時代」時，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國家權威和法治基礎上的文明蓬勃發展，但那與歐洲大陸南部和東部邊緣的情況風馬牛不相及。例如說，二十世紀之初，西班牙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區（Basque）反對國家權力和「資產階級統治」的罷工、暴亂和地方起義愈演愈烈。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的佃農中許多人支持無政府主義，經常爆發零星的反國家暴力行動。在義大利南部，腐敗官吏對大莊園主唯命是從，農民的暴力抗爭此起彼伏。鄉間匪幫的犯罪行為與貧農和佃農反抗國家及大地主的起義混在一起，難以分辨。一九○五年，爆發了一波工人罷工和動亂的洶湧浪潮，使歐洲領導階層對工人階級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國發生革命，沙皇險些被推翻。國家的強力鎮壓變成了毫不掩飾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聖彼得堡打死了二百名工人，還打傷了好幾百人。革命被鎮壓下了去。國家在議會代表權方面做出一些讓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實際權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無權的人，特別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無論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從中吸取了明顯的教訓，那就是沙皇專制政權無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因此而變得日益激進。
缺乏大眾支持的政府既要應對被它們視為威脅的左翼運動，又要爭取民眾支持，於是民粹主義運動應運而生。工業資本家或地主常常直接或間接地贊助此類運動，力圖把以階級為基礎形成的潛在反對力量，導入更易於控制的管道。他們希望把大眾「國家化」，向其灌輸有利於維護政治現狀的強勢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情感。在一定程度上，這樣的努力成功了。除了國際社會主義的理念仍有少數人擁護以外，好戰的民族主義、惡毒的反猶主義和其他類型的種族主義在民眾中流傳甚廣。初等教育的普及、識字率的提高和廉價小報的發行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大眾政治（mass politics）不僅為左派，也為右派開闢了動員民眾的新方式。舊有的確定性開始解體。原先由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菁英組成的權力集團覺察到新的不安全感。
大眾的動員嚴重威脅到現存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法國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Bon）因此於一八九五年發表了分析大眾行為的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法文原書名為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他聲稱，個人在群體非理性的感情衝動的影響下，會將理性拋到九霄雲外。這個思想在二十世紀初很有影響力，該書再版了四十五刷，被譯為十七種文字，後來更是成為想實行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的必讀書。勒龐認為，感情衝動是大眾的一個特點。在歐洲各地，最容易煽動民眾感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義訴求。歐洲的統治菁英對民族主義遠不如對社會主義戒懼。大戰爆發前，民族主義狂熱所包含的危險的確是可以遏制的。然而，它們播下的種子後來卻成長為破壞乃至最終摧毀既有秩序的力量。
政治趨於兩極化，外交關係出現緊張，國家捲入對外衝突，這些都會引起激烈的民族主義言論。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對美國的戰爭起初大受西班牙人支持，但西班牙慘敗、殖民地被美國搶走後，企圖在「民族復興」大旗下建立團結的努力也隨之失敗。其實，鑑於西班牙國內不同地區間和意識形態上的深刻分歧，這種努力反正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透過打擊內部敵人來實現民族復興的聖戰式狂熱，最終將導致災難性的衝突。
在大部分國家中，渲染內憂外患的激烈言論達到了新的高度。大眾媒體煽動著激烈的仇外情緒和不加掩飾的種族敵意，政府也樂得推波助瀾。一八九九至一九○二年的波耳戰爭（Second Boer War）更是給英國國內稱為「沙文主義」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極端民族主義好戰情緒，火上澆油。德國的保守政府在一九○七年所謂的「霍屯督選舉」（Hottentot election）中極力煽動民族主義，汙蔑反政府的社會民主黨不愛國。（社會民主黨儘管在國會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實際上得到更多的民眾選票。這顯示，沙文主義在德國與在英國一樣，在中產階級成員當中比在工人中更為流行。）
泛日耳曼同盟、海軍協會和保衛德國同盟等民族主義組織大多依靠中產階級中下層的支持，它們力主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擴張性外交政策。一九一四年之前，這些組織不過是較大的壓力集團，無法進入主流政治，遑論政府。然而，強硬的民族主義思想當時已經滲透進了除社會主義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別中。在義大利，有人對義軍一八九六年入侵衣索比亞時在阿杜瓦（Adowa）的慘敗深以為恥（五千多名義國士兵在那次戰役中喪生），還有人覺得義大利是「無產國家」，無法躋身歐洲頭號帝國主義強國之列。這些感情催生了幾乎是宗教式的狂熱，強調鬥爭和犧牲，鼓吹建立強有力的反社會主義國家、加強軍力、推行強勢外交政策。不過，儘管義大利民族主義者鼓譟不休，但是他們遠不能代表社會中的多數意見，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搗亂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義的壓力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執掌的義大利政府，決定於一九一一年入侵利比亞，在那裡建立殖民地。義大利軍隊在戰鬥中用飛艇轟炸了後撤的鄂圖曼帝國的部隊，這是空中轟炸首次在作戰中發揮作用。激進民族主義在義大利和在德國一樣，仍只有少數人支持。如果沒有一次大戰，也許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但是，導致後來事態惡性發展的種子已經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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