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
以史為鑑
領袖要帶領人民追求和平繁榮而非戰爭與毀滅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國家圖書館臉書粉絲頁）
讀史不是為了讀過去，而是為了前瞻未來，砥礪現在，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重探抗戰史》編者郭岱君與香港科技大學創始人之一齊錫生教授座談「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被問到，「如果歷史可以重來」？她不諱言，「如果歷史重來，中國還能贏得戰爭嗎？真的很難講。」但以史為鑑，她特別提醒領導者的任務是在帶領人民追尋和平與繁榮，而非戰爭與毀滅。
郭岱君回應聽眾提問時感慨，中國當時是那樣的貧窮落後，分崩離析，四分五裂，根本沒法打這場戰，能慘勝還有點運氣的成份，
第一，蔣介石的大戰略正確，但即使如此，別人未必跟著你的戰略走；
第二，蔣介石的堅持，在眾人皆曰可和的時候，他撑下去；
第三，日方做了一堆的笨事，從部隊不聽到參謀未部指揮，到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讓美國人加入；然而，為了抗戰，國民政府做了好多不得已的事，包括黃河決堤，郭岱君說，歷史重來還要再決堤一次，因為沒有別的辦法，如果歷史重來，還能贏得戰爭嗎？「真的很難講，以中國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
郭岱君回應聽眾第二個提問，談到現在的局勢，她表示，台灣非常危險，不要講對方機艦如何布局準備，槍砲武器人員訓練如何精良，戰爭是可以瞬間發生的，但是很不幸，執政黨沒有帶領老百姓避戰，却不斷推進中共的紅線，深怕不惹惱他，美國參眾議員絡驛於途，還有人教我們AK47衝鋒槍，政府還頒他勳章，他到底做了什麼事？過去戰爭販子一向隱密，這不是什麼光采的事業，古今中外沒有像美國軍火商組團到台灣，公然教台灣買什麼武器，政府還要盛大接待，深怕不激怒對方。
她表示，領袖最大責任是要帶領人民尋求和平與繁榮，而非戰爭與毀滅。尋求和平的人，要努力站出來反對美國布雷；還有人說必要的時候要炸台積電，這樣的人，台灣不應該歡迎，「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客人來，還要頒勳章，這是非常不智的事。」
齊錫生則強調，國民政府打抗日戰爭的時候，和日本的人才已經不能相比，他有很深的感觸，讀遍國民政府有識之士的日記，都說以中日國力的懸殊，「怎麼不亡國？」他們的覺醒是：我們該亡才對；把這個投射更大的局面，「日本在中國打仗死了四十五萬人，我們死了二千二百萬人，這都是低估，有人說是三千萬，大概是一比五、六十，是國民素質不夠，才死這麼多。」
他表示，不知有多少例子，國軍英勇戰死，不乏是被愚蠢貪汙的將領搞死的，比方雲南兵在台兒莊戰役中死了很多人，因為雲南士兵被集中在一個村子，一打就是幾百個陣亡，帳不能都算在敵人身上，有些要算在自己頭上，「這是全國性的愚昧。」美國二戰死了不到五十萬人，此後一百年建立世界級的帝國，不是羅斯福英明或馬歇爾多厲害，而是舉國都強。如果不重視教育，永遠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要教育下一代，否則碰到戰爭，又是敵死一個而我們死六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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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絕非外傳的一介武夫，終其一生日記不輟，對國際局勢有其見解。圖為蔣介石晚年。
齊錫生：
蔣介石比羅斯福強
郭岱君：
日記不輟勤學不倦
市井多年傳聞，或者流傳已久的刻版印象，包括陸劇經常出現的「人設」，蔣介石就是喜歡用浙江話駡三字經的一介武夫，齊錫生說，這個印象一直到他在胡佛研究所看到蔣介石日記後，大為改觀，「我的印象，蔣介石若失去他的軍事地位，謀一個職務，他會是好的大學士師，比我還好，國學根底我望塵莫及，他對國際的理解也出乎我的意外。」
香港科技大學創始人之一齊錫生教授新作《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出版，21日與《重探抗戰史》編者郭岱君座談「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齊錫生自陳，他看了許多檔案、名人傳記、日記等，「就學問講學問，蔣介石比他們好，對世界的觀察也是。」齊錫生說，以一九三七、三八年蔣介石日記中，經常七百字、上千字對的歐洲局勢風雨欲來風滿樓的分析，不敢比邱吉爾（因為齊不熟），但比羅斯福強。
學過德文俄文英文，對國際局勢有基本見解
齊錫生說，過去印象蔣介石愚昧無知，看了蔣介石日記，大吃一驚，沒想到蔣如此關心國際情事，當然宋美齡可能對他多少有影響，但想不到的是蔣介石日本士官做留學生時，竟還勤學德文，而且存了三萬銀元，本來要去德國留學，因為陳英士（陳其美）出事，蔣介石捐出三萬銀元並放棄留學，但他積極找義大利軍事學家、德國軍事學家，美國軍事學家等學習，一九三０年代初就有中國空軍要建立起來的宏偉計畫，在全國建幾百座機場等，看到史廸威和蔣介石吵架都好笑，史廸威還在以大陸軍思維打壓陳納德，蔣介石已經有空軍建軍想法了。
而蔣介石對歐洲、日本發表的意見，也讓齊錫生覺得，「不要說軍人，大學教授的概括面未必能像蔣介石表現的這麼大氣。」胡適駐美，蔣介石對胡適的美國見解感覺不對味，信裡要胡適別把他當小學生；史廸威說他排外腦筋封閉，但在南京重慶時代，蔣介石甚至公開說，「日本一個上尉，比我們集團軍司令好。」如果沒有一定了解，蔣介石不會說這樣的話。
郭岱君補充，蔣介石不只學德文，他年輕時還學俄文，「他真的不是一介武夫，一生沒有一天不寫日記，僅僅這個自律就極難得」，蔣介石，沒有一天不看書，「晨起、靜坐、點～書」是蔣介石日記最常出現的起手筆，他讀各式各樣的書，從三民主義、曾國藩、胡林翼、亞森羅蘋、福爾摩斯、經濟學…，聖經反覆閱讀還有眉批，看過的沒有人會懷疑蔣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第一批來到胡佛研究所的一位中國學者說，「岱君啊，這才是leadership。」蔣介石也經常講，英文沒學好，都要靠翻譯，尤其是開羅會議，他有很大期望，好幾次見了羅斯福，後悔英文沒學好，蔣介石到台灣來還在學英文，但沒紀錄不和他學的好不好。
用人唯才，不只四大家族和浙江幫
就人才運用上，一般批評他用自己人，包括四大家族浙江幫等等，但吳國楨三十幾歲就做武漢市長，俞鴻鈞做上海市長，更奇怪的是把國防工業交給和他八竿子打不著的俞大維，齊錫生認為，歷史學家常從手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看領導人，以蔣介石和他同代的社會造出來的政治菁英、軍事大咖比起來，蔣介石確實高明多了，比方用張群、熊式輝、黃孚，蔣介石用人之廣，是很可取的，當然也有用錯的人，如孔祥熙，和他自己講用錯的何應欽。
齊錫生提到曾有侍從室告訴他，當年他沒有任何背景，因為是留學生就被起用，蔣介石會把年輕人找到一起，要他們把問題講給他聽，蔣可以一言不發專心聆聽。此外，蔣在日記再三提到智囊，名單上沒有軍事上的人，都是學者，和美德的學者交換，也常在日記講得益良多。
此外，蔣介石見機應變，對事情的判斷力還是不錯的，七七事變那麼突然發生，從南京看盧溝橋真的霧裏看花，電報打來都未必掌握實情，八十年過後再看，蔣的整個思路滿合情合理。齊錫生說，他從非常討厭這個傢伙，到覺得「恩，還可以」，中國若不是他帶領抗戰，很難講會變成什麼樣子，坊間那些負面評語，應該有一個扭轉的機會。
郭岱君認為，蔣介石的性格多思多慮，但決斷力很好。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在日記裡不斷「忍」，忍辱、忍痛、韜光養晦悄悄備戰，那個階段很多人駡他，他在日記寫「我伸則國屈，我屈則國伸」；等到七七盧溝橋，不能再拖了，長江流域要做準備，整個松滬打了九十天，日本派陶德曼調停，第一版還不錯，百分之八十希望和談，第二版調停拿過來，孔祥熙也說這不能談，宋美齡也講無法轉達委員長，蔣介石在日記裡「委屈不能求全」，日本是綁住民族的命脈，雖生猶死，與其屈辱而亡不如戰敗而亡，要作戰到底。
多思多慮，明知不該還是放了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國民黨要員天天討論這事，蔣介石主張除非退回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否則不能接受，于右任和汪精衞都跟他拍桌子大駡，蔣介石感冒，于佑任居正去看他，蔣介石說，「爾等數十年政見不同，但在抗日復國大是大非之事，爾等必須以民族與主義為依歸。」不是蔣介石的堅持，早成日本附庸。
郭岱君還舉一個例子，抗戰勝利後雙十會談，毛澤東到重慶，所有人勸毛不要去，毛澤東到了重慶却天天做噩夢，擔心蔣抓他；蔣介石日記也是反覆及，「不能放毛澤東回去，回去內亂必起」，但蔣又想，已經答應美國人保證毛的安全，若抓起來豈非失信於人？最後還是放走毛澤東，郭岱君調侃，「這招錯了，換成毛，絕對不會讓他（蔣）走。」
蔣介石對國際事務有基本見解，他希望蘇聯參戰，派了幾波特使團到莫斯科，但史達林也夠狡詐，說會支持，蔣有一天日記寫到，最擔心蘇聯現在不進來打，快到勝利的時「趁機得利」，不幸被他料中，這和領袖素養有關。
再如要不要收復東北？很多人建議，不如先穩定華北，徐圖東北，但蔣介石又來了，我們抗戰就是為了東北，勝利却不要東北，如何對全民交代？郭岱君表示，在史家看來，蔣介石還是相對比較「仁」，孔孟思想與基督教精神對他都有影響。而從頂峰到失敗，蔣介石的反省非常多，遷台後的確做了不少改革，國民黨在中外政治史上，唯一一個離開本土還能存活的政黨，諸如國防建設信任俞大維，土地改革信任陳誠，經濟改革信任尹仲容，蔣介石不是一百分，但是做的不錯，看領導人要看他是不是做利國利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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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郭岱君談抗戰
齊錫生：
蔣介石非獨裁武夫
對於八年抗戰，華人世界看法非常分歧：有人覺得當初是「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全國上下一心，冒著砲火與敵人拚命；也有人接受歐美或中共的觀點，指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委員長是一介獨裁武夫，缺乏現代知識又保守封閉。不過，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齊錫生新書《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卻憑大量一手證據，顛覆上述行之有年的成見。
聯經出版昨邀請齊錫生與《重探抗戰史》作者郭岱君對談。兩人都認為，早年官方對蔣的神格化當然不合理，但他也絕非所謂獨裁殺人魔王；隨著日記等一手史料出土，學界對他的評價，已經大為改觀。
齊錫生說，自己不仔細描繪各戰役，而是對國民政府作體檢，只有瞭解中國是怎麼回事，才能解釋蔣的許多作為。當時號稱統一，其實中央不過控制長江中下游各省。舉例而言，抗戰爆發後，國府官員從京滬遷到重慶，對當地公共設施落後非常不習慣；同樣在四川盆地，成都遠比重慶先進，但地方軍頭不希望中央政府進駐。
聯經出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演講，左起齊錫生、郭岱君、聯經總編涂豐恩。圖/聯經出版提供
此外，抗戰前主戰人士中，有一些是標準口頭抗日，完全不顧現實。例如蔣曾在日記感嘆，張學良與東北軍輕易讓日軍占領東北，退入關內就慷慨激昂呼籲抗日，但中央調動他們進駐熱河省抵擋日軍，卻又畏縮不前。
他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與中國結盟後，爆出大量對蔣的抨擊。史迪威、馬歇爾等人，都認為中國政治腐敗、軍隊大而無當。這些批評都是事實，但都見樹不見林，把問題過度簡單化，全部歸咎到蔣身上。
聯經出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演講，由齊錫生（左）、郭岱君（右）對談。圖/聯經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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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離析的陣營》與《重探抗戰史》新書分享會，邀請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齊錫生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對談，聯經出版總編輯涂豐恩主持。（國家圖書館臉書粉絲頁）
國民政府≠國民黨≠蔣介石
齊錫生：
黨政軍分崩離析打贏抗戰却耗盡民心
香港科技大學創始人之一齊錫生教授新作《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出版，21日與《重探抗戰史》編者郭岱君座談「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齊錫生從黨、政、軍三條線追索抗戰時期，直指當年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三者不能畫上等號，即使軍隊也是地方軍不令中央軍之命的狀態，可以說，抗戰八年就註定國民黨敗逃台灣的命運，因為國民政府兩大失誤的政策─徵兵徵糧，耗盡了僅存的民眾支持；而益形僵化的國民黨，則完全喪失扭轉中國政治格局的動能。
為什麼還要研究抗戰？
齊錫生開宗明義強調抗戰史的意義，從近觀看，當年很多親歷其境者還活在人世，還有不少人對抗戰記憶猶新，重點的是，做為現代人，對抗戰（二戰）也應該視為現代人不可脫離的基本知識。從遠觀看，五百年後還會有人談抗戰嗎？他表示，至少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還是要談。
齊錫生說，華人號稱五千年歷史，其中有四千八百年華人祖先是生活在很小的環境（黃河流域為主），清康乾以來才建立現代定義的「中國」版圖，但在全球土地領域所佔極微，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三、四百年後，中國的「威脅」才從北方多了東方─海上而來，直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中國才花了九十六個月的時間，把自己從世界觀裡的井底之蛙，變成有世界能量的一份子，這九十六個月的戰鬥，則超過過去數百年外侮的總和。
國民政府總體檢─千瘡百孔
齊錫生花了很大篇分析「地方實力派」（軍閥），以此為基本工具，檢視國民政府的體質體能，從而如何影響作戰，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國民黨五全大會上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一九三七年盧溝橋發生十天後的盧山宣言則稱：「戰端一起，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兩段講話都非常壯烈，但當時和戰的討論也很激烈，兩個重要講話間隔二十多個月，中國人民有二十多個月的時間思考這兩段話蘊涵的危險訊息，思考：日本人真打來的時候，我們要不要打回去？真的會「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嗎？
遺憾的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齊錫生說，表面上中國抗日似乎是同仇敵愾，其實却是裂痕滿布，傷痕累累，那段時期，國民政府是分崩離析的。他用一連串二分法舉例，主戰派的對立面是「不主戰派」─不是全國鐵板一塊抗日，分裂的裂痕非常清楚，不主戰派又可以分成「表態的不主戰派」和「不表態的不主戰派」，前者如低調俱樂部，最後走到最極端的就是汪精衛政權，而「不主戰派」其實佔了大部份，即使蔣介石那麼慷慨講了地方不分南北，當時很多數人不是拒絕被拉進這個陣營，甚至未來八年想盡辦法不表態。
主戰派也有「口頭主戰派」，叫的聲音很大，但談到行動又不見了；「行動主戰派」又有高效能的主戰派，佔非常小的一部份，低效能的主戰派佔了大部份。「高效能主戰派」在松滬戰役，一戰就被打掉了百分之七、八十！
https://youtu.be/eL3Yy1A43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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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的看黨政軍的關係，軍隊無非講編制訓練設備等，在抗戰的九十六個月時間，美國參戰一九四二年開始，原來悶著不講的中國軍事的弱點，反而表面化了，因為美國人受不了，齊錫生舉例，如蔣介石和史廸威和羅斯福總統的吵架，就軍事而言，美國人講的是對的，中國人抗戰初期一百七十多萬，抗戰結束五百多萬，美國人認為中國軍隊是大而無當的極爛的軍隊，第二，要求賞罰分明，但中國做不到；蔣介石和史廸威衝突的是非顯而易見，但美國最大的錯誤是見樹不見林，把問題歸結於蔣介石個人。
持久戰大戰略沒有錯，錯在地方政府對著幹
至於「政」的方面，國民政府的大戰略，要從沿海退到內陸，完全正確，但進一步看，從南京退到武漢、漢陽，都有國民政府設置，放棄武漢轉進四川，照說，成都是四川最重要的地方，建設有成，但國民政府沒選擇成都却到重慶，齊錫生引用黨政要員的說法，「滿街老鼠，街邊常見死人，陰溝臭的不得了」，為什麼？非常殘酷的事實是，三百里外的成都政府不讓國民政府去，成都成了反國民政府基地。張群當四川省政府主席時，第一次做不成，第二次做成了却不敢到省政府辦公，改到保安司令部辦公，且師長們到成都公開討論如何與重慶方面對著幹。再比方說，蔣介石禁鴉片非常嚴，成都地方實力派為應付中國的重慶政府，全部取締地方煙館，但他們手裡的煙館却依舊存在。最嚴重的，當時重慶政府推行兩個重要制度：徵兵和徵糧，農村怨聲載道，最終耗盡了民眾僅存的最後支持。
和一般理解差異更大的是，當時社會流行一句話「蔣家天下陳家黨」，實情也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齊錫生說，黨（國民黨），最癱瘓、最對抗戰無貢獻的，國民政府─國民黨─蔣介石，三者不能畫上等號，國民政府不是國民黨能操控的，國民黨不是蔣介石能控制的，抗戰勝利不久，蔣介石講過，一輩子最大的噩運就是不能處理黨的事。
齊錫生舉例，重慶中央黨部所在地，就是千把個講江浙話、寧波話、上海話的人支持黨中央，但廣大的各省地方黨部完全不是陳氏兄弟能過問的，比方，廣西省黨部滴水不透，山西黨部根本與重慶不發生關係，抗戰時期的國民黨，組織非常鬆散，到了廣大的地方，國民黨可謂「不見縱跡」，政府、領袖，黨應該為民前鋒，但中央黨部是一回事，地方黨部虛有其表又是一回事，是一個完全不能名符其實的黨，一九四四年，蔣介石堅持要開國民黨六全大會，國民黨人反對，要蔣別自找麻煩，蔣介石還是要開，說要還政於民，「高階黨政人士打打鬧鬧，比菜市場還糟糕。」
蔣介石領導下打贏抗日戰爭，號稱八百萬精兵，他聲望如日中天，為什麼四年就被打到台灣？齊錫生說，如果把抗戰八年體檢表拿來檢視，大概病兆早就埋下了。
郭岱君：國民政府以「剿共」之名始進四川
與談的郭岱君說，從「分崩離析的陣營」，看到國民政府真可憐，蔣介石真可憐，他是最堅持抗戰的人，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松滬大戰接近尾聲，蔣介石的中央軍百分之七十損傷，但求和的是日本而非中國，日本請出德國外交部出面（陶德曼調停），很多人希望停戰，蔣介石日記裡就說，主和者眾，但日本少壯派不會認帳，有人主張先讓掉滿洲，蔣介石則認為日本絕不會以東北為滿足，若不堅持抗戰，國家一定內亂，蔣介石還看清，「日倭真正的敵人實在美俄」，中國太弱了，還不足以成為日本的假想敵，日本的國防白皮書就是利用支那「地方割據」之事實，分而治之，根本不必用兵，建立親日傀儡就能取得經濟命脈。
郭岱君說，蔣介石認為，這個戰爭沒有避免的可能，日本不打倒我們不敢打俄國，中國是日本北上的障礙，就算妥協也沒用，一旦國際機會動搖就會進攻，與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求生，保留國格， 與其屈辱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中日國力太懸殊，蔣介石很早就有此想法，要引起國際注意和干預。
郭岱君呼應齊錫生的說法，日本一九三一年侵華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蔣介石天天在日記寫「思之、愁之」。從九一八到一二八，蔣介石苦思不得良策，到一九三三年就想到持久戰消耗戰的大戰略，要尋找抗戰根據地，蔣介石能控制的就是長江下游幾個省，其他地方進不去，連號令都進不去，他找到四川却進不了四川，「如何入川，當再思之籌之」，最後是以剿共之名入川，四川開門，將還不敢派軍隊進去，而是派了軍事顧問團，又派了宋子文、孔祥熙、蔣廷父，尋找外援，孔祥熙找了德國陸軍參謀長親自到華，後來接任顧問團的法肯豪森，一九三五年來華，一九三八年奉召回德，戰後被戰爭罪起訴，因為他對中國有功，蔣介石請盟國原諒他，關押三周後即獲釋。
抗戰勝利之初，蔣中正夫婦與馬歇爾將軍合影。
松滬戰役也在蔣介石籌謀之中，原來希望一九三九年再和日本攤牌，但西安事變打壞了他的布局，要把戰場拉到松滬，因為這是蔣介石的勢力範圍，由張治中率中央軍到上海，不停派兵增兵，為何不派地方軍？「因為派不動，地方軍沒人理他（蔣介石）。」郭岱君說，松滬戰役打成了血肉磨坊，才打動了中央國，把中國的民族心打醒了，這是蔣介石不得已的苦肉計，也以此打給看，得到國際的同情和支持。
徵糧徵兵焦土戰，國軍成了「水旱蝗湯」第四災
再如豫湘桂戰役，日本人稱為「一號作戰」，集全國力量打通中國大陸線，所有佔領區軍隊全拉出來打這場戰役，極為慘烈，湯恩伯都打得一敗塗地，甚至敗逃河南，退到湖南還被民眾打，因為徵糧徵稅的政策引起民怨，軍隊為了自力更生辦工廠辦農場，甚至走私，這就是與民爭利，湯恩伯被比喻成「水旱蝗湯」─水災早災蝗災外的第四災，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蔣介石怎麼辦？只有禱告，郭岱君說，蔣介石日記裡常是昨夜兩次禱告、三次禱告；方先覺衡陽戰役慘烈到蔣介石甚至禱告說，打贏就在衡陽蓋一個大鐵字教堂，還說要全軍信基督─至少三次。
打得這麼慘，美國根本看不起我們，日本佔領區，共產黨在根據地很多年，日本軍隊往西走，共產黨就起而佔之。一號作戰短短六個月兵層數十萬人，為什麼贏不了？因為作戰部隊不聽參謀本部的話，沒有協調內閣與軍隊的機制，陸海軍不和。明知不能陷入中國陣地，還是陷入。
抗戰大戰略正確，蔣介石堅毅不拔，日本自己的錯誤。國民政府不成體系，分崩離析，以當時這麼落後的中國，根本沒有能力打現代化戰爭，陳誠說，「所有將領都沒有人有能力領導這場戰爭」，最後勝是慘勝，民窮財盡，千瘡百孔元氣大傷，國民政府為了抗戰不停加稅實行焦土戰，每一樣都不得已，却也都民心大失，共產黨則不同，在根據地各種措施爭民心，八年此消彼長，中共以逸待勞，在戰爭中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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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故總統蔣介石、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國家主席毛澤東。（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齊錫生專文：
蔣介石對於抗戰的陰沉盤算
2023-05-13 05:50 風傳媒 齊錫生
史迪威在與蔣介石個人關係惡化後，向美國政府領袖們灌輸的觀點之一，是蔣介石內心其實不想認真抗戰，只是妄圖借美國之力獲取勝利成果，而蔣介石熱心引進美國空軍作戰，為的就是代替中國陸軍作戰，以圖養精蓄銳留作將來內戰使用。同樣地，蔣介石要求大量進口美國武器，也不是供應前線作戰，而是暗地進行囤積，準備打內戰去消滅國內政敵。
關於蔣介石先後領導的南京政府和重慶政府是否堅持對日抗戰這一點，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學術界（包括蔣介石的批判者）大致已經了解事實真相，那就是他是抗戰八年中最堅定的主戰派，到了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地步。史迪威的誤判純屬個人妄想，雖然無法提出任何證據，卻大膽一口咬定。同樣地，史迪威恥笑蔣介石迷信空軍和希望美國空軍替中國打敗日本一說，也是全憑主觀而缺乏證據。就空軍而言，其實並不僅僅是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對立，因為即使在美國政府官員們中，對於中國空軍的需求也存在嚴重歧見。然而史迪威避而不談或是茫然無知的是，中國政府對於空軍的重視，早在美國尚未成為盟友之前就已經成為外交工作重點，而且成果可觀。
早在1928年底，南京政府就設立航空署，總管空軍和民航事務。當時的建軍計劃就包括成立空軍100架飛機。1931年初，蔣介石又從德國引進新式驅逐機，並且親自檢視。在他心目中，中國土地遼闊，必須重視航空事業才能鞏固國防和發展交通，甚至認為未來經濟和文化發展也都需要依賴航空。此種對航空事業重要性的認識，在當時是頗具前瞻地位的。1932年他開始思考全國航空計劃，7月份會見美國飛行專家後立即決定「以全權付其訓練航空人才。」一年之後，他甚至寫出「對國防以空軍為主體，或與陸軍並重」的主張。「空軍計劃萬不宜遲緩。」空軍建設在1934年春天更邁進一大步，因為「航空計劃」把航空學校、轟炸機和驅逐機購置，飛機製造廠等事項均定為重要工作指標。並且在7月間決定在1934年內完成9個航空隊，蓋括轟炸機、驅逐機、和偵察機。1935年初，又開始向美國接觸有關空軍合作交流事項。1936年是空軍建立進入高潮的一年，宋美齡在年初出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大力投身空軍事務，標誌空軍建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到了10月份，蔣介石認為空軍的基礎已經成型，訂出目標在五年內趕上日本空軍。1937年1月份訂出的重要軍事建設目標之一，就是要建立一個擁有36-54架重轟炸機的飛行團。而不久之後在對蘇聯購買武器談判中，戰車和高射砲是首要項目，飛機就是第二大項目。到了七七事變前夕，中國空軍的驅逐、偵查、訓練和運輸等飛機總數已經達到600架左右。全國劃分為6個空軍軍區，全國建成機場260個，其中一半是軍用機場。當時政府甚至開始和美國及意大利廠商討論在中國建立飛機製造廠事宜。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開戰之後1938-1941年間，蘇聯對中國運送的戰鬥機和飛行員數量，遠遠超過史迪威時代美國對中國空軍的支援。1938年中國政府的空軍計劃就是要向蘇聯購買輕轟炸機120架，重轟炸機10架，驅逐機220架，教練機100架，外加器材儲備，發動機製造，航空學校設立，和高射砲，總預算是一億二千萬元。1939年向蘇聯購買的目標是600架飛機。而從七七事變到1939年初為止，蘇聯已經向中國運到飛機477架。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試圖以650萬美金的價格向美國購買飛機170架，卻毫無進展。1940年，蔣介石再度訓令宋子文向美國爭取在短期內購買200-300架飛機。
蔣介石夫婦與前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資料照，取自美國國家檔案館）
以上簡略歷史回顧充分說明，南京政府遠在美國成為盟友前，就把建立現代空軍納入國防現代化的宏觀計劃之中，而且是重大項目。一個明顯的對比是，在龐大的蘇聯空軍援助過程中，蘇聯政府從未指責蔣介石妄圖以蘇聯空軍代替中國陸軍擊敗日本的揣測。而且在迄今大量公布的中國政府內部檔案中，也找不到任何跡象，證明中國政府曾經在任何時期設想過借外國空軍之力替中國打敗日本。
如本書第二章所述，中國空軍自從1937年8-9月曇花一現地和日本空軍一爭長短而失敗之後，中國陸軍就陷於日本空軍肆虐掃射而抬不起頭來的痛苦，而後方平民百姓，也陷於被日機日以繼夜的無情轟炸死傷遍野的慘劇。政府處於軍方和民間巨大傷亡的雙重壓力下，必須提出保證能夠解脫他們的痛苦，才能維持士氣，甚至政府和抗戰的合法性。而在1941年最艱苦時段裡，整個中國空軍只有不到10架飛機保護重慶市天空，而許多內地城市基本上毫無防空可言。這種情況連美國總統派遣訪華的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都認為必須立即改善，然而史迪威卻可以視若無睹,並且指控蔣介石迷信空軍。對於史迪威這種立場，最寬容的解釋，是他本人是傳統陸軍的產物，無法超脫陸軍至上的狹隘專業的局限性。而最嚴苛的解釋，則是他對於中國軍民的傷亡視若無睹，但是對於蔣介石的「不聽話」則誓必有仇必報，甚至不惜捏造中傷，才能消除心頭之恨和建立自己的威信。
在這個過程中，他不但壓制了美國軍人陳納德，反對了總統特使居里，還拂逆了總統羅斯福，但是卻得到了直屬上司馬歇爾的支持，也成功地扭曲了美國對華的戰略部署。更具諷刺的是史迪威的陸軍至上的狹窄眼光，卻被本國的軍事領袖們所反證，因為太平洋戰爭晚期美國最大的努力，就是以壯大的空軍對日本進行地毯式的大轟炸，最後甚至投擲原子彈。但是中國微薄的希望只不過是擁有有限的空軍協助陸軍作戰而已。然而在完全沒有美國飛機到中國戰場助戰之前，史迪威就把中國空軍建設的大門緊緊閉上，因為雖然美國空軍自成系統讓史迪威無法掌握，但是陸軍和租借法案的資源卻完全在他掌握之中，可以隨時切斷美國空軍在中國戰區的資源。
《烽火中的國家與民族：重探現代中國的關鍵年代》座談會─
既然史迪威自以為看透了中國領袖們的陰謀詭計，是不想和日本軍隊作戰，那麼中國政府還持續要求美國提供武器裝備支援，就自然更是啟他疑竇了。本章前文曾經數度提到，中央政府從開戰後，就一直擔心外國軍火供應一旦中斷，就會使作戰無法繼續和造成民心崩潰。鑒於這個危機存在，因此無論是在歐戰爆發前，或是1940年英法兩國突然關閉安南緬甸國際通道的前後，中國政府都努力地去達成一個願望，就是務必儲存6個月以上的軍火以保證抗戰不致因外力而突然中斷。但是一旦史迪威認定中國政府不想抗戰，則後者同樣的政策，就被他振振有詞地用來證明完全相反的推論。因此當重慶政府預見緬甸通道可能受到日軍截斷，而要求美國儘快運送武器到中國時，它只是讓已經預設立場的美國軍方更認定，中國政府果然如其所料地在囤積軍火準備內戰。
有趣的是，這個推想純粹是美國駐華軍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就大膽做出，史迪威也貿然接受，卻不曾提供任何證據，也沒有派遣美軍觀察員到前線部隊去進行實地調查，完全屬於自由心證，使中方沒有澄清的機會。但是此後美國對華武器裝備的運送規格和數量，卻都是在這個巨大陰影下進行的。毫不奇怪地，既然依照美國想法，蔣介石個人如此的愚昧和狡詐不可信賴，中國軍隊又如此的缺點重重，那麼唯一有效的發揮中國戰區功能的方式，就是由美國軍人直接控制中國軍隊加以整改，提高戰鬥力，為同盟關係做出應有的貢獻。因此蔣介石必須交出指揮權，或予以去除，由美國扶植其他領袖取而代之。1944年在豫湘桂作戰的陰影下，美國駐華大使館和軍人的動態，都可以在這個格局下去重新理解。
※ ※ ※ ※ ※
博客來-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1937- 1945
內容簡介
軍事在20世紀中國政治與社會舞臺中扮演了無比重要的角色，
自北伐起，軍事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就已非常密切，
到了對日抗戰時期，彼此關係愈加緊連，
戰事和戰局影響內政，內政品質和效率又影響戰爭。
本書強調軍政之間的互動關係，
試圖把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後方黨政軍的狀態和前線的戰事，
納入一個整體性的分析架構之內。
由於國民黨北伐的速成，重要軍國大計多是談判妥協的產物，因此清末以降的各種問題，尤其是軍閥對立並沒有得到解決，而是隱藏在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的假象之下。隨著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些妥協的後果逐漸浮上檯面，不但各地軍閥對於抗戰陽奉陰違，只求自保；甚至連國民黨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致使蔣介石有「一生之苦厄全在於黨務也」的感嘆。
透過本書對相關檔案、日記的梳理，可以觀察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內外交迫，無論是戰場上的節節失利，或是地方實力派的強硬，以及國民黨本身的腐化與分裂，都早有預兆，而這似乎也預示著戰後中國的命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齊錫生
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67年開始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教書，1990年到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工作並任教。教學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和中國近當代內政外交問題。年輕時業餘愛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車、爬山、射擊等。老來還希望能夠學會彈鋼琴和說西班牙話。目前仍在做學生。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抗戰前國民政府特色
一、北伐後遺症
（一）軍隊編遣工作，1928-1929年
（二）編遣工作的失敗及其原因
二、國民政府的軍事導向，1928-1936年
（一）軍事現代化的努力——德國的影響
（二）內戰處理模式
1. 兩廣
2. 北方諸省
3. 西南諸省
4. 中共
三、南京政府軍事運作的特徵
（一）南京政府軍事化思想的根源
（二）軍事和蔣介石的革命觀
四、南京時期黨政地位的邊緣化
（一）孫中山的訓政理論
（二）北伐的苦果
（三）蔣介石對於黨政關係的認知
1. 中央級黨部與政府的關係
2. 省地級黨部和同級政府的關係
3.黨員素質和社會背景
五、南京政治的影響
六、南京政府籌劃抗日的軌跡
（一）抗日情緒的激化
（二）抗日計劃的進度表
結語
第二章 戰場上的災難：1937-1945年
第一節 抗戰初期
一、盧溝橋事變
二、「戰」與「和」的選擇
第二節 淞滬會戰
一、選擇在上海作戰的戰略思考
二、戰爭過程——攻擊、對峙、死守和撤退
三、戰爭的失敗
四、戰場外的考慮
（一）國內考量
（二）外交考量
1. 求戰動機
2. 撤退的推延
五、南京保衛戰
六、戰爭失敗的後果
七、1937年綜合回顧
第三節 武漢會戰
第四節 日本新戰略浮現
第五節 1939年冬季攻勢及其影響
一、攻勢的背景——國軍重整旗鼓
二、冬季攻勢的發動及戰果
三、新戰略失敗的原因
四、冬季攻勢失利的長遠影響
第六節 豫湘桂會戰
一、日本的對華政策
二、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潰敗
三、日軍一號作戰的意義
四、國軍豫湘桂作戰過程
（一）豫中會戰（日方稱為「河南會戰」）
（二）長衡會戰（日方稱為「湖南會戰」）
（三）廣西會戰和戰役結束
（四）豫湘桂作戰的深遠影響
結語
第三章 分崩離析的抗戰陣營：地方實力派的素描
第一節 四川狀況
一、川軍在省外
二、川將在省內
（一）對抗日的冷感
（二）對內鬥的熱衷
三、對社會的破壞
（一）鴉片煙問題
（二）民間槍枝和土匪問題
四、蔣介石的期望和失望
第二節 山西狀況
一、山西特色
二、抗戰初期
三、形勢轉變
四、抗戰立場曖昧化
第三節 雲南狀況
一、政治軍事的半獨立狀態
二、雲南對抗戰的影響
（一）汪精衛事件
（二）軍事利益衝突
（三）財政衝突
第四節 兩廣狀況
一、廣西
二、廣東
第五節 大西北地區狀況
一、回教地區
二、新疆
三、西藏
第四章 抗戰時期國內政治軍事大格局
第一節 地方實力派的動量
一、地方實力派和地方主義
二、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
三、「嫡系」和「雜牌」的爭端
第二節 國民政府和地方實力派互動的流程表
一、1937-1939，倉皇失措的反應
二、1939-1941，冬季攻勢的後果與抗戰頭四年總結
三、1941-1942，新關係顯現
四、1942-1945，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惡化
結語
第五章 軍事改革的崎嶇道路：中國自主性的努力
第一個階段 1937年7-12月（5個月）
一、軍隊各自為政，無法建立統一指揮系統
二、作戰效率低落的問題
三、官兵紀律敗壞問題
第二個階段 1937年12月-1941年12月（48個月）
一、兵力補充
二、軍隊素質
三、武器裝備
（一）陸軍武器
（二）空軍武器
（三）本國生產
（四）國外採購
四、組織改革
（一）補充兵員
（二）提升素質
1. 改善編制
2. 增加訓練
五、國民政府對付地方實力派的措施
（一）內部監視：軍隊政工
1. 歷史背景
2. 新政策的性質改變和執行困難
3. 成效估計
（二）外部監控
1.如何監視
2.監視的後果
第三個階段 1942年1月-1945年8月（共44個月）
一、高級軍官的才識和領導能力
二、一般軍官的養成教育
三、中央部隊的派系化
四、殘酷的錘煉
第六章 美國參與軍事整編的辛酸和成果
第一個階段 1941年12月-1944年10月
（史迪威時期35個月）
一、武器裝備
二、軍隊整改
三、史迪威軍事整改大計劃
四、美國對國軍整編的盲點和貢獻
（一）蔣介石個人的缺失——舊式軍人，不懂現代化軍事，智力有限，心胸狹窄，不能和外國人合作
（二）蔣介石對於抗戰的陰沉盤算
（三）美國政府索求中國軍隊指揮權
（四）史迪威行為的弦外之音
五、1944年軍事整改工作的失敗
六、一個發人深思的歷史諷刺
第二個階段 1944年11月-1945年8月
（魏德邁時期10個月）
一、魏德邁新作風
二、蔣介石的新反應
三、中美合作範圍的擴張
四、新合作的成果
結語
第七章 喪失人心的政治（一）：上層政府的頹廢化
第一節 戰時中央政府的品質
一、先天不足
二、後天失調
（一）機構肥腫
（二）政風敗壞
（三）假公濟私
（四）公務員素質下降
（五）工作效率降低
第二節 上樑不正——孔祥熙的領導
一、對抗戰的立場
二、個人作風
三、家人惹起的非議
四、孔祥熙引起的政治風暴
五、兩個案例
第三節 國家財政困境
第四節 財經政策
一、財源枯竭
二、發行公債
三、借款
四、開放法幣發行量
五、財政控制的虛弱化
第五節 通貨膨脹及後果
一、通膨資料
二、政府的對策
三、受害人群和受害程度
（一）軍人
（二）教育界
（三）公務員
四、通膨對於抗戰巨大影響
第八章 喪失人心的政治（二）：基層統治的粗暴化
第一節 新縣制
一、制度設計
二、人事布局
（一）選拔制度
（二）甄審制度
（三）訓練班
第二節 地方幹部的素質
第三節 政治支持——中央與地方的緊張關係
第四節 地方基層權力結構
第五節 糧食政策——田賦徵收和附加稅
一、法規制度更改
二、執行人員的缺失
三、部隊橫暴搜刮
四、其他軍隊雜費
五、軍隊徵糧使用的手段和造成的後果
六、巧立名目的稅務重擔
（一）一般稅源
（二）戰爭影響
第六節 兵役政策
一、徵兵制度
二、執行缺失
三、壯丁的苦難
四、政治的偏失
五、徵伕現象
六、中央地方關係的影響
結語
第九章 肌體萎縮的黨
第一節 對國民黨研究的反思
一、作為精英政黨
二、作為代表商界利益的黨
三、作為法西斯型政黨
四、作為群眾運動的黨
第二節 戰時的中央階層國民黨
一、中央領導層
（一）一般黨務組織和工作
（二）黨領導人的見識氣度
第三節 地方基層的黨
一、戰前的黨
二、戰時黨員隊伍
三、基層黨務工作
第四節 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黨
一、蔣介石對國民黨的態度
二、改革對策和成效
第五節 黨內派系鬥爭白熱化
一、戰前與戰時派系活動質與量的轉變
（一）戰前派系的追蹤
1. C. C. 系
2. 力行社
3. 改組派
4. 政學系和西山會議派
（二）戰時派系鬥爭的新局面
二、蔣介石營壘內的分裂
三、捨身亡命的衝刺
第四節 戰時國民政府黨政軍結構之縱觀
第十章 對抗戰史的一些反思
第一部分 國力的鞏固——殘酷的科技硬體競爭
第二部分 國民素質的提升——立國的軟體
第一節 領導層
第二節 群眾層
一、交戰國人命犧牲的對比
二、犧牲數據的深層原因——國民素質
第三節 知識分子（知識青年）的特殊角色
第三部分 國家生存的挑戰
一、百年歷史縮影
二、中美關係的歷史背景
三、美國外交的基本指標
四、中美關係的長期性挑戰
序
自序
我童年親歷了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全程，雖然年幼，可是每日都感到心弦激盪。在青少年歲月裡，先父齊振興先生以他本人對中國地方和中央政治的敏銳觀察，經常鼓勵我對抗戰和國民政府之間複雜微妙關係去進行更深入了解。已故的劉博昆伯父也給了我極大啟示。他為人正直，對革命奉獻和對民族熱愛，對政治道德和個人操守堅守原則，都激勵我去研究中國人民所經歷的那場政治軍事災難。因此我早年曾經以英文撰寫一書，取材於當時能夠得到的史料。1 原本以為對抗戰研究就此告一段落。1990年代從美國的大學教職（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辦理提前退休，到香港與一群從不相識的華裔學者共同創辦香港科技大學，也為此而擱置了當時一系列研究寫作計劃逾十年之久。退休後重新獲得研究機會，把學習中美外交關係的心得先後出版了三本書。2 意想不到的是在閱讀外交史料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接觸到大量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政檔案，因而激發了在這些新史料基礎上的重新思考。其結果是我決定重新設計研究架構，把過去數十年出現的史料從新角度去進行分析。作者希望本書能夠清楚地把新研究的心得呈獻給讀者群。
毋容置疑地，軍事在20世紀中國政治與社會舞臺中扮演了重要無比的角色。從民國初年開始，軍閥們占據著全國各地政治舞臺的中心，他們不僅壟斷行政統治權力，還影響廣大民眾的經濟生活，激起社會動盪，加速農村蕭條，以及刺激知識分子全面而劇烈的轉向，這些都是導致國民黨和共產黨興起的重要原因。
到了抗戰時期，軍事和政治之間的關係變為愈加密切。幾十年來，對於國民政府和抗日戰爭曾經出版過不少中外文著作，或是敘述戰史，或是剖析內政。但是軍事與政治間微妙複雜關係甚少被深入探討。事實上，戰事和戰局必然影響內政，而內政品質和效率又必然影響戰爭。本書重點即在強調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且試圖把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後方黨政軍的狀態和前線的戰事納入一個整體性的分析架構之內。
本書第一章將概述北伐前後國民政府的軍事統一策略，並且說明它是如何為此後中央與地方實力派之間敵對及妥協關係埋下了種子。1927-1936年間，國民政府的施政逐漸偏離過去承諾的革命理念。它專注於軍事權力，而其政治軍事化的趨勢也日漸明顯，也引發了長達十年的內戰。但在這個過程中，它抵抗日本的目標也明確化，並且做出相當程度的成績。
第二章介紹八年抗戰的過程，不是個別戰役的細述，而是把其中具有轉捩效果的幾個戰役予以重點標出，同時分析它們在戰場外所產生的後遺症。其中特別強調的是國民政府唯一的重要政權支持來源—嫡系中央軍—如何在日軍強力攻勢下遭受巨創。
第三、四兩章試圖說明前述的幾場大戰役徹底地改變了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大格局。國民政府軍力的潰敗造成它的政權日益受到來自地方實力派的挑戰。該兩章提供大量史料去描述這個新格局，幫助讀者對當時脆弱的抗日陣營獲得新認識。
史料說明蔣介石早在淞滬戰爭失敗後就設想一個分工制度，由他本人負責軍事，而把政府和黨務工作交由他人管理。本書第五，六兩章分別討論了中國政府戰時在建軍和整軍兩方面的努力和與英美盟邦合作的經驗。它們同時指出這些整建工作在新格局下遭遇的重重困難。
抗戰如何影響國民政府與民眾之間關係？本書第七、八兩章討論新格局對政治的影響。它們指出蔣介石在政治方面最可以被詬病的失誤就是把政府體系托付給不值信賴而又無才無德的人選，完全無法在新格局限制下開闢出一條治國之道。至於蔣介石本人在此時被視為「獨裁者」則更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假象。作為原本就不善長群眾動員的政權，這個關係從一開始便非常脆弱。但是國民政府在戰場上的敗績，加上地方政權領袖強硬不合作態度，則進一步擴大了戰爭的殺傷力。國民政府在戰時兩個重要政策上的嚴重失誤—徵糧和徵兵—最終耗盡了僅存的民眾支持。
第九章討論國民黨，並且試圖說明該黨在抗戰時期其實已經淪為一塊點綴性招牌而已。即使在南京時期，國民黨就不曾建成一個嚴密的革命組織，而到了抗戰時期它變為愈形僵化，完全喪失扭轉中國政治格局的歷史功能。本章的分析重點是黨領袖、黨員和黨組織。
本書前九章是在史料基礎上對戰時國民政府提供的分析，而第十章則是作者本人對抗戰史料閱讀後的心得和反思，選擇就衛國、建國和國際生存三方面表達一己之見。
由於退休多年隅居小鎮，本書寫作計劃沒有向任何單位提請研究或出版資助，各階段的思考與稿件也不曾有機會向學者專家出示和請益，因此一切文責自當由作者自負。但是在史料收集過程中，曾經先後得到張力、吳淑鳳、蘇聖雄和李期耀諸位學者的指點和提供實品，謹此致謝。
內容連載
第一章 抗戰前國民政府特色
本書的中心課題是討論抗戰時期（1937-1945）在國民政府旗幟下的內政，包括黨政軍各方面的發展。由於戰時內政發展和各部門應付抗戰的舉措無疑受到戰前內政遺留下來的影響，因此本章的目的不在於做深度而具有原創性的分析，而是簡略地勾畫出戰前南京時代（1928-1936）中國內政的若干特色，為本書此後各章的論述提供一些「由來有自」的線索。
在一般情況下，革命理論都會強調革命暴力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為它反抗當前政權提供道德基礎。某些革命理論甚至會對暴力運作的策略和執行手段提供詳盡指導。但是縱觀國民黨革命理論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淡化武裝鬥爭的作用。在孫中山一生大量著作中，對軍事事務很少發表意見。其中一部分原因固然是他本人不熟悉軍事，但更深層原因則是他對武力和暴力具有強烈抵觸感，而對西方民主憲政具有高度認同感。因此在1911年中華民國肇建時，他就期望以高速度將國民黨融入議會體制，遵循民主規則去從事政治運作。
相對而言，孫中山革命理論卻對社會經濟發展、心理和政治重建等工作提供了一系列指導原則。孫中山決定組建黨軍，只是由於民國初年軍閥不斷地排斥革命才被迫為之。即便如此，他對建軍的關注度並不高。在他生命最後幾年裡，仍將大部分精力投注在完善自己的建國理論，而不是軍務。而集孫中山理論之大成者很可能是《建國大綱》。在這份包含25個條款的文件裡，他簡潔地說明了對革命有序漸進的理論。如世人所周知，孫中山將革命劃分為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革命終極目標是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多黨民主憲政，而國民黨的歷史使命就是在革命最初兩個階段扮演主導角色，加速政治制度轉型。即使就這兩個前期階段而言，他最著力闡述的不是軍政，而是訓政。在近代其他許多革命理論中，有的強調一個特定階級或團體的長期專政，也有的期望革命可以一蹴而就地實現民主共和體制。但是孫中山革命理論則嵌進了一個緩衝階段，稱之為「訓政時期」。在此時期內，革命黨的任務是去教育和訓練人民群眾，去提升他們治理自己事務的能力。
從《建國大綱》的篇幅可以清楚看出，它對於軍政時期只簡略地論述了兩條（第6至7條），對於憲政時期論述占七條（第19至25條），然而關於訓政時期的討論卻有十一條（第8至18條）之多。依據孫中山理念，革命黨在訓政時期的責任是教化和訓練國民如何去行使自治權，為未來的憲政打下鞏固基礎，這也充分體現出他個人的價值觀。換言之，孫中山所設想的國民黨歷史任務只是在前兩個階段中扮演引導革命轉型的角色，最後「還政於民」，自身成為多黨體制下的一個政黨而已。
更具體地說，孫中山學說賦予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動員人民投入政治生活並且學習使用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等權力去掌握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與此同時，黨還應該輔導和幫助地方政府機構去獲得財政自主能力，而其手段則包括開展工商業、開發天然資源、發展交通、進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民生經濟的重建工作。革命黨也應協助地方政府促進社會公義與社會福利，其中包括土地徵稅、土地產權改革、推廣教育和醫療、濟貧救災、育幼養老。因此在孫中山看來，國民黨作為革命政黨角色，猶如是促進憲政的助產士或「催生婆」。儘管孫中山也認可使用革命暴力，但是革命政黨運用暴力的正當性的前提，必須是能夠有效地承擔起訓政時期的諸項責任，維持革命邁步前進的動力，同時要堅定不移地追求革命理想。在這個大架構下，孫中山還明確地指出，國家重建過程首要是改善民生（民生主義），緊接著依次是提升國民政治權利（民權主義），和實現民族平等獨立（民族主義）。上述這些目標的順序及主從關係決定了革命的正軌。
本章今後篇幅將會追蹤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政權後十年的發展軌跡，並且指出在此期間內，蔣介石屬下國民黨領袖們把軍事活動當成是主要的，乃至是唯一的關心之事。這個現象與孫中山原本的革命設計顯然大相徑庭。蔣介石全神貫注於軍事建設和鬥爭自然有其當時特定的時空因素，但是卻無可避免地偏離了國民黨之前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等領域中所抱持的期許。由於篇幅限制，本章在對北伐過程作一簡單描述後，將把著重點放在敘述南京政府新建現代化軍隊的嘗試，以及這一政策導向如何激發了1930年代南京政府與當時遍布全國各省的軍事力量的競爭模式。
一、北伐後遺症
孫中山一旦選擇以廣州做為革命運動根據地，就註定南方革命勢力終將伺機北伐，打倒軍閥與反革命分子。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國內局勢發生一連串變化：舊軍閥勢力在華北開始衰落，吳佩孚出兵侵犯湖南，革命陣營內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逐漸破裂，加上在省港（廣州，香港）大罷工時期英國向革命政府不斷施加壓力等事件，都加強國民黨領袖們的信念，認為北伐時機已經成熟。這一倉促行動將使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在此後數年中付出巨大代價。
北洋軍閥作為國民黨的對立面，無論在兵員和武器兩方面都擁有壓倒性優勢，而它們之間的懸殊差距也必然嚴重地限制了國民黨的戰略選擇。結果是：北伐軍幾乎從一開始的整體指導方針就是儘量減少敵人，以便逐個擊破。具體而言，國民黨採取了兩大作戰方針。
第一，國民黨決定採用不同方式對待華南和華北兩個地區的軍閥。對前者予以包容和爭取，對後者加以消滅。因此，北伐伊始，國民黨便派出諸多使節與南方軍閥談判，開出各種條件促其歸順。典型做法是，國民黨承認這些地方軍閥（實力派）的現有地位，保證不侵犯他們的地盤與稅收權，不干涉其內部事務。交換條件則是，軍閥們接受國民黨政府的官職委任，宣布效忠革命政府。從這意義上講，北伐對南方省份原有的軍政權力結構而言，其影響可謂微乎其微。
第二，在北方，國民黨（1926年）成功地與兩個軍事團體—馮玉祥與閻錫山—結盟。馮閻二人在意識形態上原本就和國民黨較為接近。國民黨在安撫了這兩大勢力後，對其他北方軍閥就更能夠採取先孤立而後逐個擊破的策略。其結果是，到1928年底，皖系和直系軍隊大部分被擊潰，而奉系軍隊則敗退回到東北。
概而言之，北伐結束了北洋背景軍人主導中國政治的局面，然而並未能根除軍閥殘餘勢力。不論是在華北或是華南，地方軍隊割據局面依然遍地存在。
北伐過程中另一個發展是，當國共合作關係依舊維持之時，國民黨領袖仍願意借群眾力量去推動革命活動，並將群眾運動和軍事行動視為同等重要。他們也認為地方上的農會能轉變鄉村的社會面貌，而工會則能挑戰各大埠口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他們把群眾運動看成是建立新民主秩序必不可少的一環，而且將在地方和省級代表大會中扮演關鍵角色。也正是因為這種號召，所以國民黨吸引了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有為青年加入國民黨或是參加革命軍。
但是隨著軍事進展，革命軍將領們卻希望減少打硬仗，寧可用拉攏手段去軟化和招納敵人歸順。其結果是：那些新近被招納的舊式軍人與大城市商人，開始感受到群眾運動威脅到他們原有的勢力範圍而提出抗議；甚至國民黨內一些較保守的軍官和文職領袖也開始擔心無法控制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這些因素終於導致國民黨明令暫停這類運動。到了1927年，國民黨左派將領鄧演達已經開始抱怨道，北伐過程使得軍隊勢力超越了黨、政與其他一切的發展，因此黨和整個革命未來將面臨嚴重危機。
國民黨為了貪圖儘快獲得軍事成功而在戰略上採取了傳統拉攏手段去進行上層結盟，其代價是放棄了通過社會革命由下層發動群眾，它同時敞開大門讓大量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部隊（特別是南方省份）混進革命陣營。這種謀略不但沒有解決民族主義與地方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反而妨礙了國民黨實現民族統一的目標，而軍隊編遣工作所遭遇的困難正成為最有力證明。這個緊張關係，使得革命原本要推動政治與經濟建設的宏圖大略難以啟動，也將使國民黨政權陷於長期內戰，從而嚴重削弱了國家抵禦外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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