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中國的讓利能夠讓台灣享有超越現有體系的中長期優勢，也就是至少要有超額買下台灣的決心和能力，才有可能讓台灣轉向。（資料照片／美聯社）
「服貿」已成美中兩強非軍事對抗的一部份
湯名暉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隨著2024年總統大選將近，《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否重啟談判，再度成為「親中」與「遠中」兩大立場的重點。難以否認的事實是，「服貿」本身已不是兩岸的經貿立場議題，僅以單一學門的視角難以獲得一個圓融的方案。還原政治化的符號本質，「服貿」並不只是經濟或貿易問題，就是國際體系之間的權力結構問題，它屬於美中兩強對抗的一部分，並且是在美中貿易戰的結構之下，是美中兩強非軍事對抗的一部份。
地理與權力的現實難以實現「去風險化」
如果以國際關係結構現實主義的視角來看，國家以生存為首要目的，而台灣的權力層級是在美國印太戰略的結構之下，台灣現況的生存境遇需要與美國支持。換言之，在重啟「服貿」的討論之前，應當回到國家生存的定位高度進行討論，這未必是統獨問題，而是務實的探討台灣選擇「親美」、「親中」，或是採取類似歐洲的「去風險化」的策略。
由於地理距離夠遠和一定量級的權力讓歐盟可以提出「去風險化」的概念，但是與中國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則是難以對抗，除了曾經成功抵禦中國的越南。類似的情況在冷戰時期也只有芬蘭能對蘇聯保持相對的獨立，僅有割地而未被紅軍入侵，這是基於芬蘭在二戰時期的實戰表現，才爭取到相對不委屈的和平。然而，台灣距離中國太近，離美國太遙遠，國際生存空間和防衛能力都是基於台灣關係法才能確保，現實清晰到難以對美國說不。
除非收益巨大 台灣難以改變價值
如果去除國家作為行為者的立場，從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體系論（world-systems theory）來看，台灣的資本、生產、交易的整體經濟模式依附於美國為主的西方體系，無論從技術與學理的來源、關鍵人才的網路、產業底層的經濟結構，台灣現階段難以脫鉤於美國的體系。暫放意識形態的立場，除非中國的讓利能夠讓台灣享有超越現有體系的中長期優勢，也就是至少要有超額買下台灣的決心和能力，或是來台創造大量高品附加價值的產業，才有可能讓台灣轉向。
另一種可能是，當中國的經濟模式成為新的世界體系核心，或是成為中亞或其它前現代國家的現代化新核心，台灣才有可能被吸納成為體系的半邊陲，至少在現況美中貿易戰下，這並非台灣現有的能動性所能改變。除非台灣突然挖出了大量的稀土礦物和油氣，現階段台灣要能持續發展，應當是務實的以西方的永續發展精神為標準，提升在體系內的區位和創收價值。
「服貿」也是一種心靈契合
服務貿易的目的在於建構相似的文化結構和生活世界，這是推動「心靈契合」的另一種可能途徑。即使陸劇看似日漸普及，但是和美劇和西方娛樂在整體消費市場的份額仍難以比較，《變形金剛》系列在全台橫掃23億新台幣票房，至少在台灣前二十名票房的電影並未見到中國影的存在。但是在社交軟體則有另一種景象，截至2022年抖音在台灣使用者至少有416萬人，但Instagram 可透過廣告觸及的用戶人數約為1,010萬人，佔全國42.2% 人口。前者雖然有逐漸追趕的趨勢，但仍難以動搖西方文化工業體系和消費認知在台灣的深厚的半壁江山。
在生活世界的身體性方面，82家入選米其林的餐廳有9家為中華料理，6家為粵菜，西方料理則有20家，日本料理有11家，不難看到在生活世界的取向上也漸漸走入西方。目前我國每年小麥消費量約100萬至120萬公噸，國人年平均消費量為38.1 公斤，國人每年平均食米量為43.03公斤，身體性的認知上也有了不言而喻的答案。
飲食與文化雖然無優劣之分，但是作為服務業之首的餐飲業最能拉近人心。面對疫情後兩岸社會的疏離，透過「民以食為天」作為心靈契合的手段，亦能逐步消解兩岸的距離感，爭取「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另一方面，在中國公佈反間諜法後，在台的中國服務業是否會成為潛在的「長臂管轄」據點，至少「警僑驛站」藏於西方的中餐館已有不少案例。
折衝美中的理想難過地理現實
歷史上雖然有著小國嘗試在大國權力結構中尋求折衝的案例，但難免成為委屈的和平。春秋時代的宋國曾經提出「弭兵會盟」，雖有一定成效，卻難以形成可成為規範的模式。
第一次的會盟是建立在宋國大夫華元的個人關係，他與晉國執政卿欒武子和楚國令尹子重私交甚篤。
第二次的會盟則是血淋淋的大國交相剝削，小國必須「盡其土實，重其幣帛，供其職貢，從其時命，賀福吊凶」。
姑且不論台灣是否有人能穿梭美中而無損羽翼，即使是李光耀主政時期的新加坡，也是因為地理距離的條件才得以創造「香格里拉會談」，作為美中之間的平台。
由於生存與地理的現實，重啟「服貿」需要得到的是美國在安全上更多的承諾，才能讓削減台灣面對中國的潛在風險，但同時也得滿足美國的相對利益。現況台灣的科技產業已配合美國的訴求增加投資和管制輸出，即使重啟「服貿」也可能是與美國溝通過的版本，恐怕也未必能滿足中國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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