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專欄：
軍情局不該廢除單線領導
防弊關鍵是長官的知識能力
施威全＊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東吳大學全球華商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作者指出，防弊重點不在於團體協作，單線領導必須存在，不只是涉及國安的情治工作，治安的犯罪偵察，乃至恐怖組織都得依循，不可能廢除。圖為總統蔡英文視察軍情局。（取自蔡英文臉書）
軍事情報局軍官捏造情資、偽造不存在的中國大陸情報員，詐領經費千萬，在提送立法院的報告裡，國防部表示軍情局為了防弊「將原情報人員單線領導作業模式，調整為團體協作機制」，若真如此，這是誤診病情開錯方。
不管是情報員佈建線民，還是上級指揮臥底的部屬，單線領導是確保工作紀律與人員安全的一種方式，但團體協作也不少見，以美國聯邦檢察系統涉及的犯罪偵察而言，為了蒐集犯罪證據時踐行法律程序，常以任務編組的工作群作為臥底者、線民的後勤，特別是當代情搜涉及電子追蹤、竊聽錄音、訊號破解，須要各方專業支援。電影〈無間道〉裡，黃秋生（重案組長官）與梁朝偉（臥底幹員）長達9年的怨懟情誼，黃秋生一死梁朝偉要回復警察身分就幾乎無望，這類誇大情節很難存在現實運作。單線領導與團體協作其實不互斥，單線領導有時用在特定個案，有時是團體協作辦案過程裡的一個環節。
但為了防止詐領硬把單線領導的部份「加人、加報告」，因噎廢食也危害情報工作。國防部報告中說「單線領導調整為團體協作」，或許是敷衍立法院的門面話，依據有些國安系統公務員的說法，應該是作業方式的微調而非根本性的改變。
「單線領導調整為團體協作」，把相互補充的兩種作業當成互斥、不相容，本就是外行話，況且問題的重點是不實情報而非詐領，秘密工作本就是灑了10次銀子只有1次會中大獎，常常錢給對了人也未必有用，扁政府時的「安亞專案」賄賂WTO秘書長蘇帕猜，爆發旅行支票出現在賭場情事，事後也證明砸錢沒效果。詐領與否只是銀子放在自己口袋與放在他人口袋的差別而已，詐領的問題應該定調是不實情報，重點在如何核實不實情報，而非將情報員綁手綁腳。
不實情報包括捏造、誇大，無中生有或胡亂拼湊都有可能，這些是長年慣例。促轉會存在時，不少在80年代參與社運、學運者受邀閱讀情治單位的檔案記錄，閱讀者多有共同經驗，這些調查局幫當事人製作的生活日誌，真真假假，遑論常常竹篙套菜刀，左右不分，連陳映真為首的人間雜誌人馬都寫為台獨。現在也是，情治單位的業績指標文化下，情治人員像是媒體即時新聞的小編，要擠出一定量的情資報告，理論上優秀的情治人員應該像是負責調查報導的資深記者，編輯台放手讓他四處悠遊、社交喝咖啡，只問最後能否產出深入有見地的深入獨家。
情資實在與否，在長官的判別能力，有經濟知識、國際視野，光看繳上來的文字就知道情報有沒有問題；沒有判別與分析能力的長官，有的把對岸社群媒體的錯誤資訊當真話，作為核對下屬情資的依據，有的看不懂情資的重要。其實盟軍在歐洲戰場也常犯此錯誤，盟軍轟炸戰略上曾以為德國的原油提煉是關鍵，實情是碳產、合成油與鐵路系統才是癱瘓德國的罩門，犯錯因為不懂經濟、科技與產業。
軍情局構成有來自國軍其他單位，也有考試而入門，他們的養成難保不會犯下美國陸軍轟炸機隊與英國皇家空軍的同樣錯誤，國安會可以把戰史當考古題，丟給軍情局分析，檢視專業能力。
要防弊，重點不在於團體協作，單線領導必須存在，不只是涉及國安的情治工作，治安的犯罪偵察，乃至恐怖組織都得依循，不可能廢除。恐怖分子與情治人員本質一致，單線領導在恐怖行動中的對應概念是「細胞組織」與「分隔化」，最有名的例子是與奧薩瑪·賓拉登（Usāmah bin Lādin）有關的2001年蓋達組織911攻擊美國行動，蓋達組織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機攻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與華盛頓五角大廈，這是同步行動，如同電影〈ID4星際終結者〉外星人攻擊地球，鎖定幾個重要城市，分別指定給各航空器，然後對時倒數，一起攻擊。911行動第一線登上飛機的攻擊者有19人，都先經過長期的潛伏，在美生活、學開飛機…但在此團體協作、同步協調的計畫裡，19人多互不相識，有美國輿論誤把這些人當成集體參與讀書會、生活營，好像60年代的激進青年，聯邦調查局描繪出他們的真實軌跡、與蓋達組織的領導關係，發現「細胞組織」、「分隔化」是其行動成功的關鍵。
團體協作裡存在單線領導，恐怖工作的實務，也是情治工作常態。單線領導當然有弊端，但防弊的關鍵在知識能力，不在於改為團體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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