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
銘誌天星
百年交鋒中的國軍紀念碑
徐全 ＊作者為香港居民，1986年出生，祖籍江蘇，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中國近代史專業）、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碩士（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新聞評論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
從黃埔建軍伊始，作為陸軍官校內的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親國民黨的「孫文主義學會」之間，衝突頻頻，這種文鬥，其實是國共大武鬥的前奏。（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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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up our quarrel with the foe
To you from failing hands we throw
The torch; be yours to hold it high
If ye break faith with us who die
We shall not sleep, though poppies grow
In Flanders fields.
——In Flanders Fields，By Lieutenant-Colonel John McC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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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平凡人而言，一百年是極為漫長的，倘能有幸見證自己的百年人生，則殊堪羨佩。但於一個國家、一支軍事武裝力量而言，一百年卻只是彈指一揮，猶如白駒過隙。從民國13年（西元1924年）中國廣州的黃埔建軍、建校迄今，百載之光陰，作者之所以認為對中華民國國軍來說，不過是轉瞬即逝，乃是因為從百年前「怒潮澎湃、黨旗飛舞」的《黃埔校歌》聲響徹廣州珠江直到當下，國軍一直都處在作戰之中而從未停歇——這當然包括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東征、北伐、剿共、抗日、國共戰爭、臺海戰爭、滇緬泰寮邊區游擊戰；但另一個更容易被忽略的戰爭，是那些已經陣亡殉職、化身土雨而與天地共壽的國軍先輩，他們的有形或無形之豐碑、墓塚，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戰場而遍及於中國神州大地——這個戰場的交鋒不是刀槍、不是硝煙，而是思想的碰撞、靈魂的博弈、爭取輿論的對抗。一言以蔽之，黃埔建軍一百年來，人心的爭奪戰從未停歇、也從未結束。
從黃埔建軍伊始，作為陸軍官校內的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親國民黨的「孫文主義學會」之間，衝突頻頻，這種文鬥，其實是國共大武鬥的前奏。誰是革命的主導力量、誰對東征與北伐貢獻最大、誰是抗日的主力、誰的主義代表中國最光明的前途，諸如此類問題的對撞和交鋒，並不會隨著國軍在1949年從中國大陸撤退而結束，反而是更加激烈和廣泛。在歷次戰役中已經陣亡、殉職的國軍官兵或黃埔子弟紀念碑、公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了人心之戰的標的，直至今日，甚或可能還要延續到未來。
具體來說，黃埔建軍以及後來對日抗戰的歷史詮釋主導權之爭，指向了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中國共產革命在1949年的成功，究竟是必然、還是諸多因素疊加的綜合結果？這對現今處於中國大陸執政地位的北京而言無比關鍵，直接牽涉到執政的歷史合法性。中共官方黨史一直秉持的立場是：中共最終承擔起救國重任，取得共產革命勝利而成為執政者，是「歷史的必然」與「人民的選擇」，因為其他任何革命道路都走不通。按其論，既然共產革命勝利是歷史必然論的產物，那麼黃埔建軍也就必然成為共產革命敘事的一部分，因為那時中共已經成立，而且確有中共黨員在陸官中活動、工作。因此只有強化論述中共在黃埔建軍、建校中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性，才能讓「中國共產革命必然勝利論」更加具有一種邏輯上的合理性。畢竟，我們始終不能忽視的是：由黃埔所組建的國民革命軍，是近代中國以來第一支政治建軍、以「革命」話語作為軍隊思想養成教育內容的武裝，這一武裝經歷了東征、北伐、抗日，掃除被稱為「軍閥」的各地方勢力，又成功抵禦外侮，贏得八年抗戰的勝利。國民革命軍登上歷史舞臺，讓「革命」——不論是北伐統一中國的社會階級革命、還是以抗戰為代表的民族革命，成為了不可動搖的社會家國圖騰和信條。因此，奉「革命」為宗的中共革命史觀之創造者、參與者和編修者，絕不會讓中共自外於黃埔建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只有將中共與黃埔建軍聯繫得更緊密，中共的「革命性」才能更加凸顯。循此脈絡，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北京官方黨史何以將國民政府的「清黨」稱之為「背叛革命」，並將其視為「國民革命失敗」的歷史轉折點。
「革命」如此受青睞，但「革命舞臺」或「革命祭壇」空間始終有限，主角只能有一位；中心神位也只能有一個。軍事武力戰爭，只是在搶奪革命的劇場或革命的神廟。這只是硬體層面的擁有者的轉變。但劇場中的革命劇目如何上演、情節為何、誰是主角、配角；或者誰佔據革命神廟中的中心牌位，則是一項巨大的心靈工程，甚至是歷史記憶的博弈。國軍雖然在1949年撤離了中國大陸，那片土地的革命祭臺和劇場被中共革命者所擁有。但東征、北伐、抗日的歷史記憶深深存留在中國大陸人民記憶中。因此，當新政權要完全控制和擁有革命話語時，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國軍公墓、紀念碑、忠烈祠就成為了被清除和針對的對象——因為這些建築背後彰顯的是黃埔建軍、對日抗戰這兩大革命歷史事件，與中華民國和國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黏著或關聯，它們呈現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革命話語和革命記憶。只要這些有形建築存在一日，則新政權的革命話語和記憶塑造，便會一直面臨巨大的阻礙。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的國軍公墓、紀念碑遭到大範圍拆除或改建，也就是意料之中的社會變遷了。對國軍碑墓或史蹟進行拆、改的行動，並非出現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是1950年代初即開始，是全國範圍廣泛進行的，並非孤立或零星的空間政治轉型。不過，從國軍撤離中國大陸的那一刻起，這場涉及歷史記憶的精神之戰，新生紅色新政權或今日中國大陸官方，面臨的對手已經不再是撤退至臺灣的國軍，而是根植於中國大陸人民心中的歷史記憶、對歷史真實的追求和樸素情感。
正因為對手係「治下民眾之歷史記憶」，而非「對岸之軍」，針對中國大陸國軍碑墓的拆除和改造並非一帆風順。
首先，雖然在國家強力下，國軍碑墓被大範圍、大量拆除。但是這一過程中，公然抵制者有之；暗中為國軍守墓者有之；對上級拆碑指令陽奉陰違者有之。類似這樣的人士，從中共體制內到民間，比比皆是。
其次，官方的歷史記憶更替工程，現今看來，也沒有取得成功——本研究正文將提及的2015年2月中國大陸社會內部關於「國軍將領張靈甫是否抗日名將」的論戰，就說明中國大陸民間相當多的民眾，對國軍在中國大陸的歷史特別是抗戰史保持著同情和認可的態度。
面對黃埔建軍、對日抗戰之國軍歷史，中國大陸民間社會有著一套與官方完全不同的記憶話語和認知模式。以2000年後在中國大陸興起的關懷國軍老兵活動為例，參加志工來自中國大陸民間的各行各業，自發籌集款項，為1949之後曾經飽受政治迫害的國軍老兵送上晚年的照護、醫療、生活幫助。作者曾親身參與過關懷國軍老兵的志工活動，感受深刻。最為值得留意的，是志工活動在精神人格層面對這些國軍老兵的肯定。眾多民間人士自行製作抗戰勝利紀念章，致贈國軍老兵，讓這些曾經被視為反革命的國軍軍人，獲得了來自外界的肯定。
這種方式於內在上與中國大陸官方必定存在某種張力甚至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對抗。
第三，當國軍老兵與他們背後的抗戰人生敘事被高揚於中國社會民間時，涉及到國軍公墓、紀念碑的議題也日漸受到關注。許多新發現的國軍公墓、紀念碑，是在中國大陸央地官方沒有撥款、或撥款有限的情形下，由民間動員募款完成重建的。撥款與否、撥款多少，其實頗能反映官方對這類事件的真實立場和態度。而這背後牽涉到如何評價國軍、如何評價中華民國、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革命等一系列問題。歸根到底，博弈的是「中國人究竟要建設一個怎樣的中國」這一宏大議題。這讓在中國大陸推崇黃埔建軍和國軍對日抗戰的民眾，隨時籠罩在歷史虛無主義的幽靈下。
以革命話語的建構來奠定歷史合法性，終極目標是鞏固現實合法性。但北京官方對國軍碑墓及其背後的歷史精神意涵，其實在政策上具有內在的矛盾性。具體言之，
對外，北京基於對臺灣或海外華人進行統戰、爭取臺灣退除役軍人人心的考量，需要部分承認黃埔建軍及國軍抗戰之歷史，對部分具有統戰功能的國軍碑墓、歷史建築進行修繕、維護。
對內，中國大陸人民追求國軍歷史真相的潮流，包括「國粉」（國軍粉絲、中華民國粉絲）群體在中國大陸的出現，讓北京既不能完全否認國軍歷史、但又不能對社會民間的「民國熱」和「國軍熱」聽之任之，除進行意識形態和輿論反擊外，北京也不斷強化中共在黃埔與抗戰中的作用和角色論述，黃埔建軍和對日抗戰的歷史敘語日趨「紅色化」。
這種氛圍下，中國大陸更多的國軍碑墓，因為央地各級官方的保守立場，更加難以恢復、重建或修繕。到如今，中國大陸官民之間，關於國軍歷史的記憶情感角力，非但不會停止，反而更加劇烈。作者試圖以一個具體案例來說明，關於國軍紀念碑所蘊含的精神價值角力，從未在中國大陸停止。在中國貴州省貴陽市，曾經有一座國軍第一零二師的抗戰陣亡將士紀念塔。這座紀念塔在1950年代被拆毀，曾率領該師參與抗戰的國軍中將師長柏輝章在1950年代初被槍決於貴州遵義的鯉魚田。1980年代後，貴州各界人士要求恢復國軍第一零二師紀念塔的呼聲日漸高漲，中共貴州省政府參事室建議貴陽官方恢復國軍紀念塔，但中共貴陽市政府的回應建議是修建一座新的、用來「紀念中共黨員、進步人士、民主人士及國民革命軍將士」的「貴州抗日英烈紀念塔」。「新建」與「恢復」的背後價值及歷史論述差異，非常之大；眾多國軍第一零二師官兵後人不接受當局「新建」之議，恢復、重建國軍紀念塔一事也就暫時中止。貴陽市官方的做法並非保守，而是真實貫徹了北京的政策精神。1983年，北京官方民政部曾發出《關於對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國民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追認為革命烈士的通知》，其中提及：「為了有利於開展對臺工作，有利於團結各方面人士，對參加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確因對敵作戰犧牲的國民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其遺屬主動提出申請，並有可靠證明者，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認為革命烈士、其家屬享受革命烈士家屬的待遇。此精神不登報、不作公開宣傳，只供個別審批時掌握……上述人員追認為烈士以後，政府不為其修建墓碑，也不對其遺屬發一次撫恤金。遺屬生活有困難的，可按烈士家屬給予優待補助，所需費用在地方掌握的優撫事業項下開支，中央不再增撥預算。」這份文件迄今有效，根據其意旨，可以得出幾個結論：
首先，北京官方對涉及國軍忠烈人員之褒揚，立基點係對臺統戰；
其次，忠烈人員之身分認定，採個案甄別而非通案解決；
第三，在大眾傳播輿論上，採低調原則，不宣傳、不立碑、不發放撫恤金；
第四，烈士資格認定及補助款事項，交由省部級機關處理，一般地廳或縣級機關無權涉及。
只不過，與1983年相比，現今的輿論傳播手段及工具，例如互聯網路、自媒體的興起，是超乎彼時官方預計的。國軍忠烈事蹟如今在中國大陸之傳播、流行，與媒體介質發展密不可分。
正是北京面對國軍碑墓時內外有別、與民間記憶相互角力的上述多元性、複雜性，引起了作者的問題意識。2023年，臺灣部分退除役軍人欲應邀要前往中國大陸參加黃埔99週年校慶，引起輿論反響。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發表聲明表示：「黃埔建校以來，一直是以保衛中華民國及反共為歷史任務……黃埔軍校於政府播遷來臺後，在高雄鳳山復校，黃埔的正統一直是在中華民國。黃埔先進赴陸參加陸方舉辦的紀念大會，實有違黃埔的傳統和精神。」2023年3月17日，國軍軍報《青年日報》發表題為〈傳承黃埔精神 捍衛國家安全〉的社論，指出：「今天，象徵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徽，代表北伐、抗日、戡亂豐功偉績，以及紀念抗戰建國精神的黃埔校徽，依然銘刻在高雄鳳山的陸軍官校；紅底、中綴青天白日國徽、外加金黃色絲穗的黃埔校旗，仍舊在高雄鳳山陸軍官校飄揚；『親愛精誠』仍是中華民國黃埔軍校的校訓；『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眾，攜著手，向前行』的黃埔校歌，仍然繚繞在所有軍人心中。高雄鳳山的陸軍官校，才是黃埔軍校的正統」。為了不讓黃埔的話語權落入北京手中，中華民國國防部編列4400萬新臺幣預算，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紀念黃埔建軍百年。2023年6月16日在臺灣高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舉行的黃埔99年校慶分列式，幾乎處處彰顯黃埔精神和正統在臺灣——巨幅的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通過司令臺；陸軍軍官學校軍校生身著黃埔廣州時期、南京時期、成都時期以及遷臺後的軍服，搭乘軍車接受校閱；暌違已久的正步行進也在分列式中由校友連和學生連完成。這一系列的輿論事件讓作者的問題意識更加深入：黃埔建軍之百年，歷史上征戰神州的國軍，他們的碑墓究竟書寫了怎樣的歷史、這些碑墓以及當事者又經歷了怎樣的際遇滄桑、這些碑墓對如今執政於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對中國大陸人民甚或海外華人之記憶情感，又意味著什麼？
歷史記憶是由事實呈現和大眾傳播這兩個部分組成的。而歷史記憶背後的情感、信仰與人心思潮，更是不能夠忽略。一支在歷史上為了抵禦外侮而傷亡數百萬人的軍隊；一支因主義不同而在故土飽經政治運動衝擊的老兵族群，他們的歷史如何能夠不被政治力從國家權力的祭壇中抹去和湮沒，頗值得今人深思。
百年來歷經風雨和時代滄桑衝擊的國軍紀念碑，雖然大多已消失而化為無形，但曾經鐫刻於碑身的碑記誌銘及其背後的真實歷史、精神價值，早已透過不同時代歷史搶救者、縫補者的努力，而長存不朽、萬世流芳。作者終極的企盼，是透過對國軍紀念碑百年風雲激盪史的描繪和記錄，讓讀者們思考未來的華人社會，應當如何走向文明、人性、自由、民主，不再讓毀碑砸墓、意識形態獨斷的極端瘋狂時代捲土重來。
《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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