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觀止】
張作錦
孫中山若見了李鴻章就不革命了？
孫中山倡導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後人尊他為「國父」。某些研究歷史的人認為，如果孫中山〈上李鴻章書〉能被李看到，兩人見了面，李能採納孫的若干建議，也許清朝還有改革生存的機會。但歷史不能重寫，只可供後人戒鑒。
清朝末季，列強凌虐，國事蜩螗。很多知識分子寄希望於李鴻章，他當時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帝國的宰相，可以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高位，推行若干新政。孫中山就是懷抱這種想法的人。
1894年初，孫中山離開澳門，結束行醫生涯，回到廣東老家，閉門寫了一篇8030個字的〈上李傅相書〉，後世稱〈上李鴻章書〉，經好友陳少白的潤飾，他攜帶這份「上書」到上海，見了李的重要幕僚盛宣懷，希望由他引見李相國。對書中的觀點，盛宣懷頗為贊成和欣賞，就建議李鴻章接見孫中山。當李聽說孫只是一個28歲的青年，就笑說，一個年輕的醫生，能懂得什麼治國？盛希望李讀一讀孫的上書，當時中日甲午戰爭箭在弦上，李鴻章軍書旁午，就交代：「打完仗再說吧！」
孫中山很失望，去了北京，目睹清政府貪汙腐敗，軍備廢弛，認識到改革已不可能，於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麼〈上李鴻章書〉究竟說了些什麼呢？孫中山首先介紹自己的經歷，說明自己有知識、有能力提出救國建言，以求得到李鴻章的重視和信任。
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當今民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
話說得不亢不卑，又有禮有節。不過孫先生話鋒一轉，告訴當國的李中堂說：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當時舉國上下所追求者，唯「船堅砲利」是尚，而孫中山認為那是捨本逐末，他提出國家富強的根本，在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四句話，是他後來革命建國的中心思想和藍本。
他說，「所謂人能盡其才，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他在仔細說明這項主張後，結論說：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有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什麼叫「地能盡其利」呢？孫中山解釋，「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中國雖是「以農立國」的千年古國，但清朝末季談救國之道，似無人論及農業。孫先生對「地能盡其利」的結論說：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在農政方面，孫先生更有一個驚世駭俗的建議，就是中國自種鴉片，以較低廉的價格，打敗英國自印度轉口進來的鴉片。來自英印的阿芙蓉退出，中國即可禁絕煙毒，除百年之大患。孫的建議，用心良苦。他是這樣說的：
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遊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曩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群相仿效，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
其次談到物盡其用，孫先生說，「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他詳細引申：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有，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榖，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源節流之一大端也。
至於貨暢其流，孫先生解釋，「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他跟著歸納：
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孫先生認為，這四點若能做到，則可立國家以富強之基。他對這四點作了總結：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儘管孫先生侃侃而談，寫了八千多字的建國方案，其實他心中是懷有隱憂的。他感嘆中國改革自強固然行之者少，而知之者尤少。他說：
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此中國之極大病原也。
孫中山最後仍然寄厚望於李鴻章，他在上書的結尾說道：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在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之；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孫中山當時乃一介書生，無拳無勇，但「位卑不敢忘憂國」，向李鴻章掬誠以道者，都是採擇新政，推行新法，說穿了，就是循改革之路以維持大清的國祚，沒有半點革命造反、推翻清廷的意思。
孫中山那次去上海，透過盛宣懷的引介，是否見到了李鴻章？或者，在那以後，兩人是否見過面？後世有不同的說法。
1928年出版的胡去非所著《孫中山先生》這本書中記載，「（孫中山）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征腐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快。」兩人見了面。
1952年，由吳敬恆口述、楊成柏編著的《國父年系及行誼》中記述，「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老辭。」也是說兩人見了面。吳敬恆為革命先賢，是孫中山同輩人，後人懷疑此書為吳的口述。
1983年6月，台灣《傳記文學》雜誌刊登了一篇桂崇基所著〈中山先生見李鴻章〉的文章，生動的描述了細節：
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鴻章為之先容。屆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見。李鴻章見中山先生即問你叫什麼名字？中山先生答孫文，其時中山先生發音猶帶濃重廣東音，把文字念門音。李鴻章一聽，便說，你官話都不會講，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語，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辭。行至二門，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罵李鴻章是官僚。徐秋畦見狀大為恐慌，直冒冷汗。
桂崇基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曾任東吳大學校長，文中提到的徐秋畦，是盛宣懷的朋友。這回李、孫見了面，但「不歡而散」。李鴻章可能錯認孫中山是來求官的。
迨至晚近的2003年，在大陸著名電視劇《走向共和》裡，李、孫也見了面，時為1894年，71歲的李鴻章約見了28歲的孫中山，兩人相對而坐，李認真聆聽孫的革命志向。
雖然上面提到的記述，多說見了面，但都是「一家之言」，沒有充分證據。而且衡情論理，當時權可傾國的李鴻章，經過多少大風大浪，洞明世理，又在國家危疑震撼而滿漢猜忌甚深的政治環境裡，他怎能以維護帝制的相國身分，和一個志在推翻帝制的「革命黨人」貿然見面？
其實，當時大清帝國百孔千瘡，沒法彌縫，即使李鴻章見了孫中山，革命似乎亦不能避免。不能破，則無以立。連康、梁的維新都不能推動，是否應「走向共和」，可思過半矣！
倒是近年的台灣，學校教科書已將中國劃入東亞，孫中山或將成為外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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