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專欄：
中國人不願面對的二戰真相─抵抗者多？
還是合作者多？
今年7月31日，胡佛研究所邀請戴杰銘教授針對汪精衛政權主題進行演講。（作者提供）
今年筆者有幸獲得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邀請，前往舊金山出席近代中國與台灣工作坊活動。胡佛研究所向來被戲稱中國國民黨的「海外黨史館」，曾經是兩蔣日記的落腳處，直到去年蔣家與蔡英文政府達成協議，才讓蔣中正與蔣經國日記回到台灣。當然先決條件是胡佛研究所保留了兩蔣日記的複印版，以防止未來兩岸政權出於政治需要予以竄改。
兩蔣身為中華民國國家元首，日記落葉歸根回到台灣純屬天經地義，但是卻依然無法改變陳立夫、宋子文以及孔祥熙等其他黨國元老的日記都放在胡佛研究所的事實。所以大陸方面也曾經數落台灣，把中國「四大家族」的遺產都讓給美國人去解讀了。事實上在胡佛豈止能看到「四大家族」，就連郝柏村與唐飛等台灣軍政要員的文獻也都捐給了胡佛。
大陸與其嘲笑台灣的軍政要員把文獻交給胡佛，更應該去反思自己無法打造一個客觀的學術研究環境，導致這些有強烈中華認同的黨國元老們到了晚年仍舊無法相信共產黨，寧願讓自己的文獻「流落海外」。當然以中國共產黨「雖遠必誅」的個性，未來一定會想方設法把這些文獻「討回去」，但是要通過胡佛這一關恐怕真的要等到中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那一天才可能。
言歸正傳，胡佛研究所當然不只是中國國民黨的「海外黨史館」，或者至少不只是台灣這個中國國民黨的「海外黨史館」，因為同樣以中國國民黨正統自稱的汪精衛政權文獻在胡佛研究所裡也十分豐富。這主要歸功於胡佛研究所的前身胡佛圖書館（Hoover Library）駐華代表芮瑪麗（Mary C. Wright），在抗戰勝利後從中國將大量淪陷區的文物帶回了美國。
7月31日當天，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教授戴杰銘（Jeremy Taylor）獲邀為近代中國與台灣工作坊演講，內容就是介紹汪精衛政權時代的日本佔領區文化為主題。來自大陸與台灣的學者齊聚一堂，與汪精衛的孫女汪重輪一同聆聽戴杰銘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從中學到有別於以往兩岸官方論述的觀點。
戴杰銘教授的演講吸引眾多海峽兩岸學者聆聽，希望得到有別於台灣與大陸的官方論述。（作者提供）
兩岸官方論述下的汪精衛
筆者寫了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文章投在風傳媒上，也為此得到了不少的點閱率，相信很多讀者以此認為我在試圖「平反」汪精衛。可事實上筆者要先再三強調，我非常重視中華民國在美國幫助下贏得的二戰戰勝國地位，同時也推崇所有我訪問過的抗戰老兵。我反對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也認為一個國家面對侵略時要勇於抵抗，而不是無底線的追求和平與妥協。
所以即便所謂汪精衛與蔣中正唱雙簧，讓中國無論是在軸心國還是同盟國勝利的前提下都當戰勝國的論述成立，無論汪精衛政權保護了多少淪陷區民眾的生命財產，我都不是汪精衛路線的認同者。自然在看待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議題上，我也絕對支持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抵抗到底，不支持他當烏克蘭版的汪精衛。
然而我們也不需要否認，汪精衛截至目前為止在海峽兩岸仍是政治極度不正確的人物。中共政權雖然受益於日本侵略中國，毛澤東也不只一次感謝侵略中國的日軍，而且汪精衛還是在國民黨裡提攜過他的老師，然而中共終究是依靠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口號獲得執政的正當性，現今更要靠煽動反日來凝聚大陸人民的愛國主義情緒，自然沒有全面平反汪精衛的條件。
蔣中正是汪精衛意識形態上的死敵，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到了台灣之後當然更是以「漢奸、走狗、汪精衛」來形容這位撰寫了《國父遺囑》的黨國大老。哪怕是強調「去中國化」的民進黨政府，為了強調自己有抵抗中共入侵的決心，同樣試圖與「汪精衛」的標籤敬而遠之。甚至還有不少深綠人士，將「汪精衛」的帽子扣到了馬英九等主張兩岸和平的國民黨政治人物頭上。
共產黨與台灣藍綠主流的官方論述都將汪精衛視為負面人物，本身沒有問題，畢竟在面對侵略者的時候，大家往往都喜歡當抵抗者而不是合作者。然而戴杰銘教授關於汪精衛的演講，吸引到的聽眾數量卻比前一天關於冷戰時代台灣主題的演講多了三倍之多，可見華人世界對汪精衛的好奇心已經不下於兩位蔣總統，甚至可能還直逼毛澤東。
如今許多國民黨政治人物追求無底線的和平，不免讓人聯想到汪精衛的和平建國政策。（作者提供）
追求無底線的和平？
在胡佛研究所現場聆聽戴杰銘演說的，還多是學有專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可是對汪精衛這個主題感興趣的並不只限於來自兩岸的學術精英。筆者在洛杉磯接觸到的許多僑界領袖，尤其是支持國民黨的深藍領袖，對於汪精衛的事蹟都有強烈的求知慾。不少人強調自己的父母輩來自抗戰時的淪陷區，曾接受過汪精衛政權的保護，因此對汪精衛的評價有別於兩蔣時代的傳統論述。
這點我們不難從許多台灣統派人士，在論及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時，態度都一面倒的主張烏克蘭應妥協投降，甚至大罵澤倫斯基尋求美國協助抵抗俄軍的行為是「不知好歹」。他們認為烏克蘭與俄羅斯同文同種都是斯拉夫人，應該不顧一切的追求和平，哪怕是犧牲點烏克蘭的領土主權也在所不惜。同樣的邏輯如果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追求的無疑是汪精衛的和平路線。
當然也有人會強調，烏克蘭與俄羅斯曾經屬於同一個國家，因此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未必能稱得上是「侵略」，跟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況不同。可事實上俄羅斯自1994年以來就已承認了烏克蘭是與自己互不隸屬的主權獨立國家，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對另外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進攻，從當今國際法的角度來看絕對是100%的侵略行為。
況且既然支持俄羅斯的中國人都認為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同文同種，那麼日本人與中國人同屬東亞人，又為何不能算是同文同種？中國不少史書還聲稱秦朝人徐福是當今日本人的祖先，顯見日本人不只與中國人同為東亞人，還是炎黃子孫的後代。那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其實是在追求中華民族的統一，兩岸的統派按照這個邏輯豈不是更應該擁護汪精衛才對？
事實上就連中國國防大學國際防務學院院長徐輝少將，都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上勸告澤倫斯基考慮烏克蘭人民的生命價值，不要為了美國的利益「讓烏克蘭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沒想到徐輝此話一出，首先跳出來抗議的不是烏克蘭人，而是大陸網民，他們稱呼徐輝為「投降派少將」與「徐精衛」，並成功迫使中共媒體將徐輝的言論下架。
日本投降後，以第3方面軍高級參謀身份趾高氣昂給日軍俘虜訓話的曹大中將軍，但很少人知道其實他也是「偽軍」出身，只不過因為後來反正了，就能以戰勝者的姿態教訓昔日的主子。（作者提供）
想當合作者又不願明說的中國人
徐輝的言論之所以引起大陸網民的怒火，不只是在於俄羅斯侵略中國的歷史廣為國人所知，許多對岸人士或許會從對抗美國的戰略需要容忍中共官方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行動中保持中立，卻無法容忍徐輝公然鼓吹抵抗無用論與投降。畢竟這與中共長期以來宣傳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國民革命軍面對日本侵略者應該戰鬥到最後一人的論述完全不符。
方先覺在英勇抵抗日本47天後放下武器，就被中共辱罵為「漢奸」罵了長達80年之久，何以徐輝鼓勵澤倫斯基投降的雙重標準就能夠被大陸人民輕易接受？人們批評徐輝之處，未必是因為反對烏克蘭停止抵抗，更多是厭惡北京宣傳的雙重標準。而從台灣的泛藍陣營與中共解放軍內都有主張烏克蘭投降的聲音這點來看，汪精衛的信徒在兩岸確實是所在多有的。
只是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了，而且敗的非常徹底，使隨著日本戰敗而瓦解的汪精衛政權徹底失去了話語權。已身亡的汪精衛淪為人人喊打的漢奸，他的追隨者遭到重慶國民政府通緝，沒有任何人敢幫他辯護。哪怕是戰後分別加入中共政權以及隨政府來台的前汪政權人士，也為了自保而選擇與汪精衛劃清界線，甚至還要表現的比國軍抗日將士更加仇恨汪精衛。
外加兩岸政權從爭奪聯合國席位的角度出發，都十分看重自己的二戰戰勝國地位，自然不會有人願意為主張加入軸心國的汪精衛平反。可是當兩岸政治精英與人民在消費抗日國軍犧牲奉獻換來的成果時，他們內心所真正想效法追隨的還是汪精衛路線。例如一位旅居洛杉磯的統派深藍前輩，就告訴筆者他崇拜抗戰英雄並不等同於他自己要學習抗戰英雄們抵抗到底的精神。
換言之多數的中國人其實都是希望抵抗者由別人來當，自己當左右逢源的合作者，等到抵抗者擊敗入侵者之後再來坐收漁利，分享抵抗者的勝利果實。反之如果侵略者贏得勝利，那他們就繼續從一而終的當合作者，當永遠不敗的不倒翁。或許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真正遺憾的地方不是沒能靠自己的力量打敗日本，而是看著中國參加了一場從一開始就不該有中國參加的戰爭。
1941年2月投效日軍的第1路游擊軍指揮官李長江，後出任和平建國軍第1集團軍司令。（作者提供）
兩岸政權共同的歷史禁忌
荷蘭歷史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曾指出，包括荷蘭在內許多在二戰期間遭到納粹佔領的國家，都會極力塑造自身抵抗者，對於大多數人不同程度上選擇當合作者的史實絕口不提。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一是要迎合納粹戰敗後的國際環境，鞏固自身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體系裡的地位，二則是要確保戰後出生的歐洲人能持續對自己的國家民族保持認同感。
直到60年代，隨著歐洲各國統治的殖民地陸續獨立，還有反越戰思潮影響整個西方世界，戰後出生的西歐民眾逐漸瞭解到自己的父輩多數在二戰時當上納粹合作者，或者至少曾經合作者與抵抗者的地位相互轉換的事實，人們才有重新研究這段歷史的機會。包括對維琪法國的歷史研究，都是要等到60年代以後，即許多領袖級別的合作者去世以後才得以展開。
不過，歐洲人的思想解放畢竟早走了好幾步，60年代到21世紀初都還有為數不少的中下層合作者在世，甚至以色列還在全世界搜捕猶太人大屠殺的參與者，因此相關的訪談以及證詞都被留了下來，保持較為完整的紀錄。海峽兩岸政權則如同二戰的日本一樣，為了維護那東方人獨有的尊嚴，只願意強調中國人抵抗侵略的一面，迴避自己當合作者的醜陋歷史。
縱然許多二戰時的合作者，在日本投降後進入國共領導的政府服務，但是他們往往為了自保更不願意去多提自己曾經親日的歷史。對於那些膽敢探究汪精衛政權或者滿洲國歷史真相的人，則動輒以紅色恐怖或者白色恐怖的手段整肅，使戰後在兩岸出生的華人更難接觸到官方論述的另外一面，更別提正視中國人當合作者的可能遠比當抵抗者的還要多的事實了。
再加上70年代發生了保釣運動與中日斷交等歷史事件，嚴重激起了中華民國軍民同胞的反日情緒，導致台灣沒有辦法和同時代的歐洲一樣反思自己的過去。中共政權則在毛澤東領導下的前30年瘋狂整肅國軍抗戰老兵，導致戰後出生的大陸人普遍對民國世代產生愧疚感，在改革開放以後出於補償心態更是大肆宣傳抗日英雄，對於數量更多的合作者則選擇無視。
汪精衛在淪陷區還是有不少民望的，因為他讓中國百姓有了一個「不參戰」的選擇。（作者提供）
抵抗者在中國是少數中的少數
回顧抗戰的歷史，國軍的抵抗固然是英勇，中國軍民的犧牲確實慘重，但是真正的抵抗者嚴格來講還是少數中的少數。就以國軍陣亡的總數量為320萬人這點來看，當時全中國的人口是4億，實際上的犧牲者連1/100都不到。如果要再把直接或者間接死於日本侵略的民眾數量加進去，則介於1,500萬到3,500萬，還是不到1/10。
想要去計算大後方，也就是重慶國民政府統治區有多少人當合作者是十分困難的，但是根據筆者訪問過的抗日空戰英雄，中央航空學校第5期畢業的張光明將軍回憶，他們機場周邊時常會有老百姓打信號槍為日機轟炸機指引目標。這代表在日軍沒有打到的中國領土上，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民眾是歡迎汪精衛先生到來的。
哪怕是那些在戰場上抵抗日軍，甚至於不信戰死的底層國軍士兵，許多也是被強徵壯丁而來。如果真的給他們選擇，未必都會好好安穩的和平日子不過來替蔣中正賣命。若再把目光放到淪陷區，凡是汪精衛政權統治穩定的「治安區」，尤其是以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濟南與青島為代表的大城市，幾乎看不到中國人站出來反對日本侵略者。
相反的，當日軍偷襲珍珠港，或者在新加坡、馬尼拉為日軍攻陷的消息傳到中國時，各大城市都少不了中國人上街真誠祝賀「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顯見日本人「建立亞洲人的亞洲」口號確實曾經深入人心，尤其受到香港和星馬華人的歡迎。而在所謂的「準治安區」與「非治安區」，國共兩軍游擊隊與日軍之間臭不可聞的勾結更是如家常便飯。
對於許多不敵日軍掃蕩，或者遭到日軍與共軍聯手夾擊的國軍將領，包括謝晉元、孫殿英、龐炳勳、陳孝強以及方先覺在內，都會試圖尋求汪精衛的庇護。可見中國抗戰的歷史，並非如同戰時同盟國或者兩岸政權宣傳的那麼黑白分明，畢竟就連許多我們朗朗上口的抗日名將，都未必把汪精衛視為徹頭徹尾的「漢奸」。
汪政權對美國宣戰，自然也就配合日軍進行反美宣傳，事實上當時也有不少中國人相信日本的勝利是全體有色人種的勝利。（作者提供）
抗戰是否是唯一的救國之路？
這也就難怪筆者接觸的許多深藍外省長輩，尤其是出自淪陷區的長輩對汪精衛普遍都有好感，雖然同時沒有人敢否定抗戰。當然肯定汪精衛不一定代表肯定二戰時的日本，甚至很多時候追隨汪精衛的長輩反而比追隨蔣中正抗戰的那一批更加反日，且更加痛恨當今台灣社會「媚日」的風氣，可見支持對汪精衛的平反與親日其實是兩回事。
德裔瑞士記者瓦納·瑞因斯（Werner Reins）在他1982年出版的作品中，對歐洲的納粹合作者進行了分類，分出了中立合作者、無條件合作者、有條件合作者以及戰術性合作者等四個類別。其中僅有無條件合作者是在意識形態上全面擁抱納粹的思想，並且積極與納粹佔領軍合作，其他人都純粹是出於求生存的利己主義或者實踐本身的戰略目標而「利用敵人」。
例如趙保原等在敵後作戰的國軍將領，在接受汪精衛政權改編為和平建國軍的同時保留重慶的番號，同時接受兩個國民政府補給來壓制在山東壯大的共產黨武裝，就是一種戰術型的合作者思維。利用日軍歸利用日軍，卻絕對不會在日軍注定戰敗的情況下擁抱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只要確定日本必敗無疑就會回到抗戰陣營來，屬於絕對的投機取巧。
到底有沒有中國人在意識形態上都認可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筆者至今還在尋求答案，也詢問了戴杰銘關於汪精衛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是在配合日軍「解放」黃種人的問題。戴杰銘表示由於汪精衛沒有留下日記，到底當時他是怎麼想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筆者很確定絕大多數的汪精衛信徒，至少筆者當今接觸到的汪精衛信徒不是中立合作者、有條件合作者就是戰術性合作者。
就如同他們看待今天的烏克蘭一樣，他們認為蔣中正領導抗戰是從一開始就上了美國或者蘇聯人的當，因為抗戰的結果換來的只是中國軍民為西方列強火中取栗，不只沒能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還導致了外蒙古獨立以及兩岸的永久分裂。台灣的光復以及四強的國際地位並沒有讓中國得到實質意義上的好處，唯一成就的是美國與蘇聯的帝國霸業。
對汪精衛信徒而言，日本屠殺中國平民固然可惡，但是壓寶在美國陣營的蔣中正也沒有比較高明。（作者提供）
期待中國走和平中立之路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蔣中正發自內心的相信中華民國有了盟邦支持，能擺脫孤軍奮戰的境界。可是汪精衛的信徒們卻認為這是中國國民黨走向失敗的開始，因為重慶國民政府不只就此失去了與日本單獨談判溝和的機會，還必須要買美國的帳維持同盟國之間的和諧，不能以武力壓迫背後有蘇聯撐腰的中國共產黨投降政府，實現國家民族的統一。
所以整體而言，抗戰對汪精衛的信徒而言是一場陷中華民族於不義的戰爭。日本固然可惡，但仍是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東亞民族，美國人和蘇聯人等西方民族才是利用中日相爭將「魔掌」伸向東方的頭號敵人。對中國而言最有利的不是押寶美國或者日本任何一個陣營，而是試圖讓中國保持中立，因為太平洋戰爭對中國人而言就是一場「狗咬狗」的戰爭，沒有哪個陣營是好的。
美國與日本爭霸，中國人完全沒有必要介入，讓美日自己去打。只要戰火能夠遠離中國，就算割讓滿洲等國土給日本也是可以暫時忍受的。因為只要中國不涉入戰火，美日終究會打到兩敗俱傷。屆時中國只要與勝利的一方站到同一陣線，就能夠討價還價的拿回所有損失，就算拿不回損失，也遠比後來蔣中正被趕到台灣的下場還要好。
或許這才是多數汪精衛信徒所希望，但是在當下政治正確所不敢明言的信仰，也難怪澤倫斯基抵抗俄羅斯侵略的堅決表現遭到他們冷嘲熱諷。事實上從中共在抗戰時盡可能迴避與日軍的衝突，且同時與美日蘇交好的外交政策當中獲益，並在戰後將中華民國政府驅趕到台灣，統一了整個中國大陸。也難怪就連共軍少將徐輝，都嘲笑澤倫斯基戰鬥到最後一人的主張「愚蠢至極」。
顯見無論支持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中國人，到了21世紀的當下都不再認為弱國或者小國面臨強敵侵略的時候應該抵抗到底，而是應該「識時務者為俊傑」的選擇在有利的情況下妥協才是最有利於自身的做法。任何抵抗到底的行為都是不夠中立或者當某一外來強權的「棋子」，不值得效法。這樣的論述或許並非毫無道理，但是與過往國共傳統的宣傳實在是差了十萬八千里遠。
想當合作者卻難以開口
也難怪徐輝在發表譴責澤倫斯基抵抗的言論之後，立即被大陸網民怒罵為當代汪精衛。然而從小看抗日神劇長大的大陸網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長輩比歐洲的那些老一代合作者更加虛偽，他們之所以宣傳抗日並非是真的為了要回歸歷史，而是要依靠愛國主義教育來永久維護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真的要他們在日本入侵中國的時候到第一線去充當抗日英雄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理，中華民國政府在威權時代宣揚抗戰的歷史主要還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台灣的正當性來自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的歷史。然而諸多追隨政府來台並且在黨國體制中掌握大權，管理教育宣傳的本來就是戰時的合作者。他們為了隱藏自己合作者的身份或者保護自己，更加賣力配合政府的抗戰文宣，就發生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例如指導《八百壯士》的導演丁善璽，本身就出自山東青島與日本帝國海軍勾結的合作者家庭，在70年代擔任許多中影愛國軍教電影監製的辜振甫，則是日據時代台灣的「皇民典範」。海峽兩岸扭曲的愛國反日教育可見一番，卻不幸教育出了許多可悲的戰狼小粉紅以及深藍長輩。嘴巴上高呼抗日口號，卻在行為上都做出了當合作者的準備。
難怪大陸會出現喊出「反美是工作，親美是生活」的司馬南，也難怪一群自稱為蔣公信徒的深藍支持者，會大罵效法蔣公炸水壩搞「焦土抗戰」的澤倫斯基。大家人人都高喊抗戰，但內心中都住了一個汪精衛，或許這才是中國人內心中真正無法解決的問題，無法放下尊嚴去面對大多數的中國人在強敵入侵時選擇了當合作者的歷史事實。
或許正如加拿大學者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研究那樣，勇敢的中國人都在抗戰還有接下來的國共內戰中被屠殺殆盡，導致活下來的中國人往往把生存放在第一位。雖然嘴巴上高喊讓統治當局開心的話，仿佛隨時可以為了共產黨或國民黨的主義犧牲自我，可事實上做出這些政治表態的目標卻始終只有一個，那就是「生存」兩字。
上海民眾歡慶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一周年。（國史館）
「生存」為中國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相較於逼迫兩岸中國人必須選邊站，對日本人可以「以德報怨」，卻以「漢賊不兩立」相待的蔣中正與毛澤東，汪精衛之所以受到老一輩的中國人歡迎，並不是因為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有多吸引人，或者汪精衛的策略是否更符合中國人的整體利益，而是他讓多數中國人不必隱藏自己內心的想法，心口合一的追求自己最想要的東西，那就是「生存」兩字。
幾乎只有在汪精衛統治下的淪陷區，中國人可以不必擔心聲稱自己「怕死」就因言入罪。大家看到日本勝利的時候，可以高舉太陽旗呼喊「大東亞聖戰萬歲」，同理看到美軍轟炸日本的時候也可以高喊「自由民主萬歲」。汪精衛的和平建國軍絕對不會因為你偏袒日軍或者盟軍或者在兩者之間游離就對你痛下殺手，跟後來蔣中正與毛澤東的政權完全不一樣。
可見汪精衛政權的存在，是真正符合了那個時代多數中國人內心的想法。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勝利，都不會是中國人自己的勝利，即便蔣中正帶領中華民國成為了世界四強，尋常百姓的生活也絲毫不受影響，甚至還要在重慶的軍隊回到淪陷區後被當成「亡國奴」歧視，也難怪上海與南京的民眾不到四年就轉而支持毛澤東將中華民國政府趕到台灣。
統一中國的不是純然的抵抗者蔣中正，也不是純然的合作者汪精衛，而是在抵抗者與合作者之間游離的毛澤東。似乎越是灰色地帶的人，越能成為統治中國的霸主，因為除了要滿足中國人「生存」的裡子之外，同時還要照顧中國人的面子。汪精衛是唯一做到讓中國人理直氣壯的以當合作者為榮的領袖，但這在為他帶來成功的同時也帶來了失敗與「漢奸」的罵名。
在汪精衛去世80周年的當下，海峽兩岸的政權再度逼使兩岸人民在統一和獨立的兩個極端之中選邊站。只是今天要求台灣人抵抗到底的不再是主張反攻大陸的蔣中正而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讓如今廣大的國民黨支持者更能理直氣壯表達他們對汪精衛和平路線的懷念。再加上中共又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自然讓台灣深藍族群對和平的追求更加毫無底線。
每個中國人的心中，都住著一個汪精衛跟一個毛澤東。
汪精衛的幽靈永遠不散
因此只要兩岸的問題一天無法解決，中國大陸無法走向民主，汪精衛的幽靈就永遠不會散去。雖然列強不會再侵略中國，但是台灣面對中共是弱小的一方，大陸人民則同樣是中共專制下的「被統治者」，想要「生存」總都會出現新時代的合作者。所以即便兩岸的紅藍綠三方在宣傳上都痛恨汪精衛，但三個陣營內部都可能出現汪精衛。
筆者不認為汪精衛有被平反的可能，因為兩岸的紅藍綠三方都太重視面子，「漢奸」、「美日馬前卒」以及「中共同路人」的帽子隨意亂戴，但就是沒人承認自己在面對強大的敵人時是可能妥協的。就連當國防部有人提出「終戰指導」的時候，都要提心吊膽怕被扣上「台奸」的帽子，但是那些扣別人「台奸」帽子的人，又有幾個真的會願意為了保衛台灣戰鬥到最後一人？
兩岸的中國人或者華人若真想脫離這種表裡不一，讓人厭惡的前現代思維，首先就是要拋棄那毫無意義的面子與尊嚴，承認自己的民族並非兩岸官方所訴說的那樣人人都是抵禦外侮的愛國烈士。許多人為了追求「生存」選擇了當合作者，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現實，但切忌以黑白二分法的觀點來討論合作者的現象，而是要跳脫時代的思維來看待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
同理，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到50年代白色恐怖這段時間，同樣有不少台籍人士為了「生存」選擇加入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甚至為此不惜出賣了許多的自己人。面對相似的歷史，我們同樣要以跳脫時代的思維來予以研究處理而不是動輒就將對方扣上「台奸」大帽。只是一昧的道德譴責而不加以研究，往往只會導致悲劇以另外一種形式重新上演。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為汪精衛或者蔡孝乾等50年代投降國民黨的本土精英「平反」，筆者的史學造詣還遠不夠格。我的目的只是希望讓來自兩岸的年輕學者願意花更多時間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的「現實面」與「醜陋面」，而不是沉浸在民族優越感的神話之中，想想如果太平洋戰爭的是日本而非美國，是否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會跟今天一樣反日？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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