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老虎、狗

 

以下兩個古今對照的案例，前因後果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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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思：呂昭隆》少將共諜案疑點多 

2017/5/11 中時電子報 

前飛指部指揮官、現役少將謝嘉康疑涉共諜案，果若有其事，那是軍中近年發生的最大間諜案，謝所知的機密比負責資訊的前陸軍少將羅賢哲還敏感；如此大案，必定當庭裁定收押，但最後卻以10萬元交保，顯然法官認為檢調單位的證據薄弱，否則怎會輕易放人。 

謝嘉康交保的隔天，國防部發了一則相當令人玩味的新聞稿，說「本部基於歷年查獲共諜案之態樣及職務敏感度」，於是將謝調職；也就是說，軍方懷疑謝嘉康有問題，已無法信任他，但又沒有逮到確切的「叛國」證據，於是根據「共諜案之態樣」先推出去，斬了再說。

所謂共諜案的態樣，是指大陸國安單位發展間諜的模式，例如，先吸收退役的軍人，再藉由學長學弟或袍澤關係發展組織或打探情報；招待策反對象前往東南亞或第三國旅遊，交付情報任務，開海外祕密帳戶，並發情報獎金（現金）等。  

國防部的新聞稿說，謝嘉康雖然這幾年沒出國，但民國98、99年間曾前往第三地接受招待旅遊；而且去年發現謝與被中共吸收多年的退役上校有接觸。國防部的說法等於是打臉司法單位，不滿這麼重大的間諜案，還是現役少將，竟然區區10萬元就交保放人了。  

依照外界片面所知，謝案之所以爆發，應該是反情報單位盯退役上校已很久，發現謝嘉康與其有往來，退役上校也把謝給咬出來，由於謝的職位敏感，雖跟監快1年，仍逮不到當間諜的證據，只好收網。對軍方來說，既已起疑，自是無法再用了，於是將謝嘉康調任空軍司令部委員，等候司法調查。  

軍方搬出歷年共諜案之樣態的話語，等於是把謝嘉康往死裡打，即不管司法最後的判決是什麼，軍方已認定謝有問題，寧可誤殺、錯殺，也不能冒任何風險。  

但是問題來了，如果謝嘉康真的是在上校階層，即99年前便遭中共吸收，那這名安插的死間潛伏得也真久；而謝已歷練過飛指部所有要職，台灣飛彈部隊還有什麼機密是大陸不知道的。而這些年來，軍方一直重用謝嘉康，還讓他當上飛指部的指揮官，軍中安全考核形同瓦解。 

另一個可能是，軍方與情治單位是看到影子先開槍，謝員並不是間諜。如他當年接收招待出訪，可能是退役上校這位友人安排，但到第三地，大陸國安單位的人並沒有說自己的真實身分，而是以掩護身分出面，謝雖有吃吃玩玩，但沒有洩露軍中機密。  

要抓一個間諜，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謝嘉康長期任職飛指部，本就是大陸國安單位想策反的對象，但他自99年8月20日迄今，均無出國紀錄，這與羅賢哲頻繁出國的樣態不同，除非中共早就吸收謝，否則，想「隔空」策反幾年沒出國的高階軍官，可能性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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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 91 领导,你为啥不信我
發佈日期：2014年10月19日
https://youtu.be/GSuQz-iSB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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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來到《羅輯思維》捧場，最近我們幾個聯合創始人在全國搞了幾場巡講，在巡講的過程中，我們就反復強調一個觀點：一個企業如果想完成自己的互聯網時代的轉型，最重要的不是什麼改變觀念啦，什麼搭建自己的電商平臺啦，開發幾個APP軟體啦，這反而是一些細枝末端，最重要的問題是改變自己的組織結構。

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互聯網是人類傳播方式的大轉型，一種組織架構就匹配一種傳播方式，組織架構不變，轉型就不要談了，這個道理雖然是明擺著的，但是好像有點空，對吧。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能不能通過一期《羅輯思維》的視頻節目，我們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把這個道理講清楚，說明白。想來想去，我們就找到了一個故事和一本書《叫魂》，它的作者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孔力飛早年的著作，它的副標題是“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你看，妖術，有趣的故事吧。對，我們先講故事，回頭再來講道理。

1768年是哪一年？是乾隆爺在位的第三十三年，這一年的夏天，北京忒熱，他老人家一溜煙就去了承德的避暑山莊避暑去也。這一年的七月份，他就收到了山東巡撫叫富尼漢打上來的一份奏摺，這裡面就跟皇帝打小報告。說五月份的時候，我們這個地方發生一些好蹊蹺的案子，有一些妖人作法，給人叫魂，這咋回事呢？就是通過剪人髮辮的方式來叫魂。因為大家知道，清代的男子都拖一條辮子嘛，說把人的辮子給剪了，不是賣給豬鬃廠去做刷子，而是回家念咒，什麼唵嘛呢叭咪吽，天靈靈地靈靈，藍精靈格格巫，念一通之後，去奪人魂魄。你說這個事我們作為21世紀的人當然不會去信嘛，乾隆爺他老人家也不會信，但是作為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他要擔心這種事會引起民間恐慌。因為民間的那些沒知識的愚夫愚婦們一聽這些事，他們會害怕，所以會引發騷動。

所以乾隆爺一看，這個事還是得重視一下，就發了一封上諭聖旨，通知全國的大小官員，說你們要注意這種案子，但是要不動聲色，暗暗查訪，以免中了那些奸人的奸計。但是在所有的官員當中最來勁的是誰啊？就是這個山東巡撫富尼漢。你看，我給皇上打了一個小報告，皇上馬上就重視，領導特別重視這件事情，馬上就批轉了，你看，我是不是要幹出點好樣的來，這是我得到政績的大好時機啊。

於是從五月份一直到八月份，這個富尼漢可就撒下了天羅地網，在山東地面，說給我找，一定要找出這種案子。你當時的那種司法制度下，你如果一定要找，那哪還有找不出的呢？於是從五月到八月，就真的找出來了三樁案子。這三樁案子當然各自案情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這麼一個模式。

你比如說第一樁案子的犯人叫蔡廷章，這是一個落魄的書生，後來就當了乞丐了，那你既然會法術，會叫魂，你總得有個師傅吧，教你這一套吧，這人是誰呢？一打，招出來了，叫通元和尚。那既然有師傅，師傅還得有師傅吧，誰教的他呢？你們總得有個大本營，有個老窩吧，一打，又招了，原來遠在浙江有一個叫吳元和尚。據說這吳元和尚可不得了，糾集了十幾個人準備造反。你聽這可信可不信。第二樁案子，這個犯人叫靳貫子，又是個乞丐，那一打招出來的那個同夥，教他法術的人，是一個叫張四儒的算命先生，老窩據說是在安徽的宿州，叫玉石和尚。第三樁案子，這個犯人叫韓沛顯，一打，招出來的那個同夥，教他法術的人，叫法孔和尚，老窩是在江蘇的海州，叫明遠和尚。

你看，這三樁案子往乾隆皇帝面前一擺，很快就分析三大共同點，這三個共同點都觸及到了乾隆皇帝的癢癢肉，都是敏感地帶。第一個共同點就是髮辮問題，你不是作法嗎，搞邪術嗎，你幹嘛老跟這辮子過不去呢？這辮子在清代可是一個重大意識形態問題，滿清入關的時候，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嘛。所以辮子就是一個老百姓服從不服從的一個標誌，等於是刻在臉上的良民證。那如果縱容這些民間的奸徒剪人髮辮，會帶來什麼後果？大家想想，如果我要反清複明，那我有一個辦法，就是趁你睡覺的時候，把你辮子給剪了，反正你沒辮子，出門之後也得讓官府給殺頭，那你還不如就跟我造反唄。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呢，就是逮著一些造反的人，發現沒辮子，正要砍頭。那個人說冤啊，大老爺，你看，有人使邪術把我的辮子給割了，我不是要造反。所以就讓清代在對民間進行統治的時候，這個原本黑白分明的分界線變成了灰色地帶。所以，你說，乾隆皇帝能不緊張嗎？更何況，清代的歷史到了乾隆的時候，雖然我們稱之為全盛，乾隆自吹我有十全武功，打這個打那個都贏了。但是越到後來，乾隆越發現，贏得好難啊。比如說打大小金川戰役的時候，金川是什麼地方？是在川西，就是今天的四川的西部，就是說白了吧，跟那個西藏接壤的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僅僅幾萬人的一個小部落造反，結果大小金川戰役派了六十萬人，花了七千萬兩白銀才搞定。而且這個搞定的代價嚇人，比如說乾隆皇帝光殺高官就殺了好幾個。比如說當年的川陝總督張廣泗，大學生慶複，甚至還有乾隆的輔政大臣，也就是雍正皇帝留給他的那個輔政大臣叫訥親，都是軍前處斬。就是說最高統帥打不贏這場戰爭，直接在軍前把最高統帥給殺了，一共殺了三個，最後才把大小金川給拿下。

而在這個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前兩年的時候，當時清朝正在緬甸打清緬戰爭，這也是所謂十全武功當中的一件，當然乾隆晚年自己也說，說這個十全武功，就是這個緬甸戰役打得不算太成功。確實，你想，1776年開始打，然後一直打到1778年，已經打了三次，全部是慘敗，光雲貴總督就殺了三個。有的是因為兵敗畏罪自盡，有的是被他押到北京，然後給賜令自盡，有的是重傷死在戰場上。光雲貴總督就死了三個，那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在乾隆皇帝那個時候，滿清的軍事實力已經出現那種叫江河日下的情況了。他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憑藉的就是拳頭，等你的拳頭已經露出敗相的時候，那你說他心裡能不虛嗎？那這個時候再出現這種夷夏大防上出問題，就是辮子上出了問題，他當然要重視，這是第一個原因。

這三樁案子還有第二個共同點，就是它都是牽扯到和尚。你發現沒有，和尚是怎麼回事呢？在清代，按照官府的規定，和尚都應該有官府發的度牒，就是官方證明你的和尚身份證，但是很多當時的乞丐沒有啊，為了自己乞討的方便，那就不叫乞討，叫化緣，就把頭髮剃了自己當和尚，所以沒有度牒的和尚有很多。這個就牽扯到一個歷史背景，在1700年的時候，中國的總人口大概是1.5億，可是到了18世紀末期，就是乾隆皇帝死之前，中國的人口已經是3億了。一百年翻了一倍，這麼多的人口，就會出現大量的流民，而流民尤其是流民以和尚這種帶有一點點宗教色彩出現的這樣的一種身份，它就容易產生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你看，這三樁案子裡面到處都是和尚的影子，這個皇帝也不得不緊張。

第三個共同點，就是當時山東地面發生的事情，大家說老窩，全部往南方指，而且一指都指到當年的叫江南地帶，這又觸及了清朝統治者心中的一處隱痛。清朝入關之後，一直就在提防，說江南的這些知識份子，因為讀孔老夫子的書，不管這些書你刪來改去，這個夷夏之大防的思想一直是在的。你看，一直到雍正皇帝時期，還出現了像曾靜案這樣的明目張膽的逆案，就是宣稱要造反，因為少數民族，我們要把他們攆走，對吧。這個概念在乾隆皇帝時代仍然是清楚的。所以我們去看，在歷史上我們都知道，乾隆皇帝什麼修四庫全書，自己天天作詩，他忙活這個忙活啥呢？說白了，就是跟江南的士人，在爭奪誰是文化的制高點。乾隆皇帝一直就想證明我才是你們那些江南的士紳，你們修什麼藏書樓，都給我運到北京來，老子要編四庫全書。其實很多當時的重大，今天我們看來已經是一片風花雪月的文化事件，當年都是政治制高點，文化制高點的爭奪戰。

所以乾隆皇帝對於江南的士紳一直是不放心的。當然這種不放心也是有傳統的，你比如說雍正皇帝就經常會說這個大臣，這個大臣不好，他就會給他來個批語，說此人沾染了點江浙氣息。所以“江南”這倆字在清代的皇帝心中，一直是不祥的標誌，乾隆也不例外。所以你看，所有的大本營都指向江南，就不由得他不緊張。那好啊，山東的事富尼漢幹得不錯，天語褒獎，然後乾隆皇帝就把注意力投到江南。這個時候的兩江總督，兩江總督的治下就是今天的安徽、江西和江蘇，是江南的大部分地區。當時的兩江總督叫高晉，這個人可不得了，大有來頭。因為他的叔叔叫高斌，不僅在朝中是大學士，多年的高官顯宦，更重要的一層關係是高斌的女兒嫁給了乾隆皇帝，而且貴為皇貴妃，這在後宮的級別可是僅次於皇后。所以說如果按輩分排，這高晉算是乾隆皇帝的堂大舅哥，這是自個兒人。但越是自己人，乾隆皇帝就越不舒服，我正因為你是自己人，我才把你放在兩江總督的位子上。可是你看，人富尼漢查出來的案子，根子全在你們江南，什麼安徽的宿州，江蘇的海州，是不是你的治下？可是，你為什麼蛛絲馬跡都沒有感覺到？來，速速給我查來。這皇帝一發火，高晉就嚇尿了嘛，對吧。一方面跟皇上說，真沒這事，我這兒從來沒聽說過這事；一方面，就把皇上的注意力往隔壁引，說今年我聽說隔壁的浙江確實好像有這麼兩樁案子。

這浙江的兩樁案子，說白了也是捕風捉影，咋回事呢？一件事是發生在浙江的錢塘縣，據說當地有一些石匠會叫魂，當然這也是民間傳聞，查無實據。還有一個是浙江的蕭山縣，這故事就更加狗血了，咋回事呢？有四個和尚路過蕭山縣，看見一個小孩，就覺得挺好玩，逗這小孩玩兒，跟小孩說，說你將來要是當大官得記得我們哦，你叫什麼名字呀？這一問不得了，小孩的娘不幹了，說你們這四個和尚哪兒來的，是不是那種叫魂的邪術，那些妖人啊？是不是要叫我們家小孩的魂呢？所以問他的名字。所以一幫村民就把四個和尚給圍住了，正好這個時候有一個捕快姓蔡，蔡捕快路過的時候，說這件事就歸我管了，把和尚交給我吧。然後這捕快就訛詐這四個和尚，說這麼著吧，今天該我發財，你們交我點兒錢，這事就過去了，我就把你們給放了。這四個和尚說才不成呢，我們行得正坐得端，對吧，又沒有幹什麼壞事，走，打官司去，結果就扭送到縣衙門。在路上，這個蔡捕快就使壞，就給他們的行囊裡面放上了什麼剪刀，什麼髮辮，就這些東西，栽贓嘛。結果這縣大老爺明察秋毫，一看就是這捕快使壞，說得了，打一頓吧，然後枷號三日，在縣衙門口，給人帶上那大枷站著，把和尚就給放了，就這麼個事。

高晉就把這捕風捉影聽來的兩樁事告訴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說你這個彙報倒是不錯，但是有一條啊，你怎麼光說人浙江的事，你江蘇就真的沒有事嗎？要知道，人富尼漢查出來的可有兩樁案子老窩在你兩江總督的治下。這麼著吧，我也不問你了，我問我自個兒的密探。就是蘇州織造薩載，就通過自己的秘密管道問了蘇州織造，有沒有在兩江總督的任下，有這種叫魂案。這薩載你想，給皇上辦差，又是包衣奴才，對吧，皇上都問了，你能說沒有嗎？怎麼著就是所謂的叫山窮水盡，也得上一份見面禮吧。就多方打聽，找出來當時江蘇的胥口鎮，好像民間傳說有這麼一樁案子，然後就給皇上報上去了。皇上一看，怎麼地，一番兩瞪眼，你高晉不是抵賴說沒有嗎？這你看，就是有這樣的例子呀，你高晉原來官當得不錯，怎麼一到兩江總督的任上，就沾染了江浙習氣呢？就把這高晉臭駡一通，你給我查。

這高晉一邊忙活著，現在就輪到浙江出事了。因為高晉捅了浙江的兩樁案子嘛，浙江這個時候的巡撫叫永德。這永德也在那兒叫冤，說皇上，我真不知道，當時發生這事的時候，我還沒當浙江巡撫呢，那個時候我是布政使。但是這兩樁案子我好像也跟前任巡撫提過，讓他向你報，他不報，但是這事沒我責任。皇帝說什麼沒你責任，還在這兒跟我廢話，趕緊去給我查。看來這個事情已經不僅僅是山東那幾個案子那麼簡單了，大有蔓延全國的趨勢啊。

你看，一個大組織它的最高領導人，一旦開始特別重視一件什麼事，這就意味著新樹立了一個KPI指標，也就是關鍵績效指標。只要你皇上要，那還怕全國的官吏給你生產不出來嗎？他們就是專業幹這個的。你看，率先突破的是安徽巡撫，這個人姓馮叫馮鈴，大家可能記得我前面講過的，在山東抓到了一個叫靳貫子的案子。他招供出來的那個同夥，就是教他的法術的那個人叫張四儒，據說是個算命先生。這個馮鈴就在安徽宿州一帶找，找來找去，發現一個乞丐。這個乞丐一打聽叫什麼名字，叫張四，張四和張四儒，哎呀，這也沒有什麼區別嘛，那就是他吧。而且一看老家，哎呀，距離宿州也不遠嘛，不過三百里。你想，三百里多遠啊，就是他吧，就把這個人給抓起來了，認不認呢？不認，不認就打嘛，一打就全招認了。跟富尼漢查出來的那個靳貫子的案子，你看，嚴絲合縫，對上了，趕緊給北京報喜，今年的KPI指標我拿到了。

馮鈴這麼一干，那還了得，全國的官吏聞風而動。首先就是這個浙江的巡撫，新上任的倒楣蛋永德，那就照馮鈴這個法子來唄。這還不容易嗎？比如說叫明遠的和尚，大家知道，這個和尚的法號他是有限的，大概就是那幾個名字，什麼圓通啊，那是快遞公司，大概就是這麼幾個名字嘛。所以就滿浙江的找，哪兒有和尚叫明遠，那還有逮捕著的，很快就逮著了，一個和尚曾經用過一個法號叫明遠，逮著了。然後法號叫通元的和尚有沒有？又很快逮著了，當然逮著，是不是真逮著了？其實也不知道，為啥？因為這個明遠和尚給他弄死了。乾隆皇帝就著急，不是說不讓打嗎？這樣大的逆案，一定要押送到北京，人犯和卷宗我親自審，你怎麼打呢？說真沒打，就上了幾次夾棍，他身體不好，就死了。不管怎麼著，所有這全國，當時全國，按照這本書裡講，可不只是幾個案子，十幾個，幾十個案子都有。因為各地官員都要拿這個KPI指標啊，什麼湖廣啊，山西啊，陝西啊，包括什麼熱河，甚至當年的河道總督。就是他專管運河的運輸的，其實沒有治下的區域，他都逮著這樣的叫魂案，都拼命地往北京送。哎呀，這個全國的官吏天天滿大街逮和尚，逮乞丐，真是一副欣欣向榮的景象。

當時北京有兩個軍機大臣，一個叫劉統勳，一個叫傅恒，這劉統勳是誰呢？就是後世非常著名的劉羅鍋劉墉他爹。這劉統勳也是當了很多的軍機大臣，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行政官員。劉統勳跟傅恒倆人一商量，說這樣弄下去不是好事，很明顯，這全部是胡搬亂扯，無根無由，甚至是殘害良民。大家想想，確實在民間，如果全國的官員都動員起來了，就抓所謂的叫魂案，那民間，比如說我們倆做鄰居，對吧，世代有仇，那我就誣陷你們家，說你們家叫魂，我曾經在你們家見過剪下來的辮子，這不就把你搞掉了嗎？在那樣的司法制度下，又沒有什麼程式正義和實體正義可言，對吧。一句話就可能把一個人送死，所以當時已經是民間騷然。那這個劉統勳和傅恒就跟乾隆皇帝講，說你看，送到北京這些人犯都對不上，比如說剛才講的那個靳貫子和那個抓到的張四儒，其實就是張四。這張四送到北京已經打得不成人形了，兩條腿全部都殘廢了。說一對，倆人互相之間就不認識，一個說前門樓子，一個說胳膊肘子，所有的情況都對不上，一看明顯是屈打成招。各地送到北京的案犯基本都是這個情況，在卷宗上一看，你看都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再一問，全部都喊大老爺冤啊，全部是屈打成招。說這事一看就是一個非常胡鬧的狗血的一個大冤案。乾隆皇帝又不傻，對吧，一聽這倆大臣這麼說，一翻卷宗，也就是這麼回事，說算了吧，這事就這麼過去了。雖然你們經常瞞我，這是不對的，但這個事也是我讓你們查的，雖然你們又打了人，但誰讓是我讓你們查的，就前言不搭後語，下了幾封上諭，這事就算是揭過去了。

整個《叫魂》這本書，說的就是這麼一個狗血的故事，不知道在裡面你有沒有聽出一個大組織，尤其是大組織的領導人他的難處。

聽了剛才那一段，你可能會說，乾隆皇帝也太昏庸無能了吧，怎麼能指揮官僚系統幹得出這麼個狗血大案呢？你還真別這麼說。因為我們得去體察一個皇帝的資訊困境，他作為一個孤家寡人，身居在九重禁苑之中，高居在一個科層化組織的頂端，他又能怎麼辦呢？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而官僚系統作為一個資訊回饋機制，有一個天然的缺陷，那就是我們民間經常說的報喜不報憂。各層官員都傾向于把那些要惹事的資訊給壓住，給瞞住，不讓他知道。所以皇帝就像拿著《紅樓夢》裡寫的那個風月寶鑒一樣，那面鏡子，正面看一個美人，但是他心知肚明，只要繞過去看，一定是個妖精嘛。可是官僚系統怎麼會把這個鏡子翻過來，讓他看見那個妖精呢？所以他就必須得防範這件事情，那個妖精會經常跑出來惹事的。

比如說在乾隆皇帝的晚年，就真的爆發了川楚白蓮教起義。那個起義就跟今天我們講的叫魂案一樣，就是利用了民間的迷信和宗教，最後惹出了一場潑天大禍。所以乾隆在晚年當太上皇的時候，居然被逼到了，因為起義鎮壓不下去嘛。去念咒，用迷信去對抗迷信，這場起義一直到他的兒子嘉慶皇帝的時候，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鎮壓下去。所以你說，乾隆皇帝去注意民間這種邪術邪教的風吹草動，風起於青萍之末，你難道說他錯了嗎？他真的沒有錯呀。只不過他在資訊困境當中面對官僚系統，他陷入了一種抓狂的心態，一方面他又不信任，一方面又不得不去拼命地壓榨這個系統的資訊潛能。所以他才會顯得那麼神經質，所以這個案子才會辦得那麼狗血。

這可不是乾隆皇帝一個人的困境，這是從古代中國的那些帝王，一直到今天那些大公司的CEO，只要你是科層化組織頂端的那個Leader，只要你是通過系統逐層給你傳遞信息，你就會必然面對的一個處境。當然中國古代的皇帝們，在這項課題下，還是搞出了一些高科技的研究成果的，是怎麼樣去補充官僚資訊制度的天生缺陷。

那第一個辦法，當然就是派密探了。比如說明朝的皇帝，就先搞了個錦衣衛當皇帝的眼線。後來覺得不過癮，又把身邊的太監給派上去，於是又搞了個東廠和西廠。現在我們在影視劇和小說當中，一旦提到什麼錦衣衛，東廠西廠，都覺得好反動。但是你站在皇帝這個角度看，那不是這樣啊。如果沒有這些眼線，我怎麼知道你那些大臣，那些官僚系統有沒有騙我呢？

當然，清代吸取了明朝的很多教訓，錦衣衛和太監這玩意兒他知道不能玩，但是密探系統清代也有。比如說康熙就搞了這麼一個織造的制度，就是把自己身邊信任的那些包衣奴才派到江南，設立江甯織造、蘇州織造和杭州織造，來給我私下彙報一些資訊。就是風月寶鑒的另一面，派一個信任的人到那邊看著那個妖精，一旦有什麼異動，你隨時告訴我。其中最著名的織造就是曹雪芹的爺爺曹寅。推薦大家看一本書《曹寅與康熙》，著名漢學家史景遷先生的著作，就把這一部分史料梳理的非常清晰。

這個曹寅是誰啊？他的親媽叫孫氏，是康熙皇帝的奶媽。所以你想，從小這倆孩子在一塊兒長大，算是發小，當然身份上差距很大了，所以長大成人之後，康熙皇帝就非常信任這個曹寅。把他派到江甯當織造，你可不光是買衣服，去織造衣服，是要給我彙報資訊的。這種資訊彙報就極其的細緻，今天不跟大家講更細的了，就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康熙皇帝有一個大臣叫熊賜履，後來老了還鄉了，回到江南。這皇帝對江南的那些知識份子從來也不信任，就派這個曹寅給我看著他，能看到細到什麼程度？比如說這個熊賜履去狂窯子，去寫詩，去跟朋友見面，所有的大事小事全部要彙報給皇帝。包括曹寅跟皇帝說，說最近他病了，聽說是拉痢疾。皇帝說你去，去給他送個禮，去看看他，都打聽打聽最近見誰了。曹寅就去打聽，包括生什麼病，什麼樣的大夫給看的病，開了什麼方子，最近寫詩都寫了幾首什麼樣的詩，都小字抄給皇上，所以這是織造制度。

但是織造制度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太依賴于皇帝和這個包衣奴才之間的私人信任。比如說曹寅死了之後，先是他的兒子叫曹顒接位。但是曹顒很快也死了，然後就是曹雪芹的爹叫曹俯接位。但是曹俯這個人他天生不是這塊料，而且又是曹寅的繼子，所以皇帝跟他那個感情就沒那麼深。所以皇帝就一直罵他，說你看你幹大事幹不了，小事又不好好幹，讓你寫小報告，你也不好好寫。你哪怕把那些民間傳聞的笑話寫幾個上來，讓老主子開開心，這就是原文，讓老主子開開心也是好的呀。

結果這曹俯就是腦子不靈光嘛，還真的就給皇帝寫了幾個笑話。皇帝哪是要聽笑話，他是要派你在眼線，在江南給他彙報情況的。所以康熙皇帝死了之後，你看，雍正皇帝一看，我跟你可不認這個，我跟你沒有交情，你在任上落下了幾十萬兩銀子的虧空，對不起，你得補，補不完怎麼辦？抄家，就家道中落嘛，於是就造就了一個窮愁潦倒的佳公子，這就是曹雪芹。所以今天我們才有一部《紅樓夢》可以看嘛。

不過這件事情也反映了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用包衣奴才去當織造，當密探這套制度，是不穩定、不牢靠的制度。所以清代皇帝又想出了第二個補漏補缺的方法，那就是密折制度。啥叫密折呢？密折對應的就是明折。你比如說在明代，大臣給皇皇上奏摺，那都是明折，是在內閣要明發的，皇帝的批示也是要在內閣明發的，其他全天下的官員都看得見。這就導致明代政治的一個毒瘤，很多官員寫奏摺，明明讀者是皇帝，但他心中的讀者是其他官員，所以罵皇帝，說一些不講理的話，往往是為了沽名釣譽。更何況，官僚系統就可以集合起來去幹一件事，比如說攻擊某一個人，你是奸賊，你是賊黨，然後就一幫官員一哄而上發奏摺，拿唾沫淹死人家，搞得皇帝非常被動，這是明朝政治的情況。

那清朝的皇帝呢？尤其是那個聰明的雍正皇帝，就發明了一套密折制度，啥叫密折？就是這個資訊通道只有我皇帝和你單個臣子之間的。你的奏摺上來，我的朱批過去，然後你還要把我的朱批封還給我，整個這套流程，所有的資訊只有我和你知道，你不許有一字一句洩露在外。如果洩露，馬上就是掉腦袋的罪。你看，這就讓皇帝處於在資訊系統當中一個優勢地位，因為他站在山頂，他知道所有的情況，而大臣之間互相是隔絕的。比如說江蘇出了個事，江蘇的官員沒有上報，但是浙江的官員報上來的。皇帝就想，你江蘇的官員你想瞞什麼。再比如說，同一件事情，兩省的官員都報上來了，但是說法不一樣，皇帝就可以通過比對，發現其中的蛛絲馬跡，以方便他去掌握情況。所以全天下的官員在密折制度下，也就不敢瞞皇上了，你不說，其他有人可能會說，所以就盡可能要把自己知道的資訊上報給皇帝，這樣風月寶鑒的另一面不就可以看清楚了嗎？

你看，整套算盤是打得非常精的吧，但是運行下來的結果是沒有用。比如說在乾隆十三年的時候，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叫魂案之前的二十年，1748年就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叫偽奏稿案。那奏稿就是奏稿，怎麼出來個偽奏稿呢？假的嘛，這份奏稿是假託當時的一個大臣叫孫嘉淦的名義寫的，寫的罵皇帝的話非常之難聽。這孫嘉淦是清朝前期一個非常著名的二杆子，人長得又醜，脾氣又不好，跟領導說話也不注意個方式方法。但是清朝的皇帝覺得，反正這個人就是個傻，對吧，經常說點兒過頭話，說就讓他說去吧，反正給我們樹立一個標誌性建築，表示我們皇帝還是虛懷納諫的。所以孫嘉淦在康雍幹三朝混得還不錯，但是這份奏稿流傳民間，罵得實在是太難聽了。而且上上下下一看就知道，這不是孫嘉淦寫的。但是皇帝非常生氣在於我看到這份奏稿的時候，已經全天下傳得到處都是了，什麼走街串巷的，補鍋的，補碗的，剃頭的，大家都知道，都在傳抄，甚至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都已經在傳抄了。所以把個乾隆皇帝氣得是三屍神暴跳，拼命地，就玩了命的。跟瘋子一樣在全國去抓，布下天羅地網，抓了幾千個傳抄的人，最後也找不出到底這個奏稿是誰寫的，最後不得不找了幾個倒楣蛋殺了，就算結案了。但是這件事情在乾隆皇帝的心裡，那可是留下了巨大的陰影，這是乾隆十三年的事情。

所以乾隆執政期間的很多的行為，其實都跟這個心理陰影有關，你官僚系統不可靠嘛，不管什麼樣的制度，你們都有本事有些事不告訴我，把一些我不愛聽的話給瞞住，那怎麼辦？我乾脆，我不信任人了，我信任字總可以吧。你們不是不告訴我嗎，得，你們把所有的檔都報上來，我自己親自看行不行。我算你們狠，所以這就有了後來的編撰四庫全書。四庫全書這件事情本身就是皇帝搜集天下的文字資料來看，有沒有違礙字句，有沒有什麼反動言論。所以剛開始皇上也裝得特別愛文化，跟這個什麼兩江總督講，你看，我特別愛看書，你們江南那麼多藏書樓，可不可以把你們的書送來到北京我看一看，借完看完我還還你們。還個屁啊，後來就沒還。當然這些官員也不傻，就到江南的士紳家把這些書借到北京讓皇帝看。可是皇帝帶著那個目的來看書，看來看去，皇帝說這玩意兒不行，為啥？居然看了上萬本書，其中沒有反動言論，這怎麼可能呢？

所以皇帝就發動全天下的官員，所以我也不指望你們什麼兩江總督了，全天下的官員都得給我送書，把你們能夠搜集到的所有的書都給我送到北京來，我要編撰四庫全書。而實際的目的就是尋找這些反動言論。這其中最積極的一個官員是江西巡撫，這個人叫海成。這海成也真是個倒楣蛋，他一邊非常積極搜集了，按照他的標準，已經看出八千多本，說這都是反動書籍。但是即使如此，他的任下還是錯過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字貫》。啥意思呢？這不是什麼書，這是一本字典。寫這本字典的人是一個老舉人，名字叫王錫侯。他中舉之後，就是多年去考進士，始終也沒考取，自己也沒有別的本事混飯吃，那怎麼辦呢？說編本字典吧，賣書掙點錢，當一個獨立撰稿人，結果呢？編出這本書之後，他家鄉有一個仇人，這個人叫王瀧南，一看皇上在到處追查這種違禁書籍，就把這本字典給報告了，說這玩意兒是違禁書籍。

這個海成一看，說我呀，就算是替皇上盡心盡力地搜集這玩意兒。你看，我那倉庫裡已經有八千本了，這字典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問題。這王瀧南說，怎麼沒問題？你想，康熙爺剛編了《康熙字典》，這個叫王錫侯的居然又要編字典，什麼意思？他比康熙爺還英明偉大，怎麼沒問題？這海成說，你說得也對，這個道理你非扯，是扯得通的。這麼著吧，我們把他這個舉人的功名給革了就算了，這事就這麼結案。

結果這件事情就被報到了乾隆皇帝那兒，乾隆皇帝當時正在全國找典型呢，一看正好，我跟這個海成也沒什麼私交，你看你辦事已經辦得這麼有力了，我要是找一個藉口把你再給辦了，這不就嚇唬住天下其他的官員了嗎？你看，海成這麼用心，還倒了大黴，你們能不更用心嗎？於是就想盡辦法要把這個《字貫》案辦成鐵案，那怎麼辦的呢？就讓地方官先把這本字典呈到北京來。乾隆皇帝就一頁一頁地翻，終於翻到一頁。大家知道，古代對於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諱的，那編字典的人當然就得告訴大家。比如說康熙皇帝叫玄燁，這倆字你不能這麼寫，要敬缺末筆。比如說乾隆皇帝叫弘曆，這倆字你也不能這麼寫，那字典的人就得把這個字寫出來告訴大家，你得避諱這個字。乾隆皇帝一看，你看，讓我逮著了吧，你居然在寫避諱的書裡不避我的諱，你說這不是不講理嗎？

但是沒辦法，弘曆就是乾隆找來找去，也只找得出這麼點兒缺陷，於是就把這個老舉人王錫侯判了一個斬立決，這還是從寬，原來判的是淩遲。這個江西巡撫海成以為自己立下了大功，結果判了一個斬監侯，又是個死罪。所以你看，這個制度運行到後來，已經變得非常之荒唐了，普遍性的違法，選擇性的執法。

那這樣的一個瘋狂的制度是怎麼來的呢？追根溯源，仍然是皇帝自己受到了自己的資訊困境，他已經不相信這個系統，但是他又不得不依賴這個系統。所以最後最後的辦法，他就要嚇唬這個系統，所以就辦出一個又一個，一個比一個更狗血的狗血大案。

聽完了剛才那兩段，你可能會覺得，當個皇帝不容易吧，他身處在一個資訊困境當中，似乎此題無解，其實哪裡是無解呢？這道題的解法不就明擺著擱在桌面上嗎？只要通過公開透明的資訊環境和輿論環境，就可以制約住官僚系統，就可以打通下情上達的通道。

作為21世紀的我們，覺得這簡直是常識好不好。其實，在中國古代確實有皇帝就這麼幹過，比如說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這個人有萬般不是，但是有一條是值得稱道的，就是他特別知道民間疾苦。因為他自己就是苦出身，自己特別知道官僚系統是多麼的不是東西。所以他當皇上之後，就搞了這麼兩條規定：第一條，是老百姓如果看見一個好官受陷害，犯了罪或者是落職了，要離開這個地方，老百姓允許你們攔轎喊冤，大喊什麼青天大老爺，你千萬不能走啊，你是個好官，如果中央聽到這樣的聲音，那二話不說，這個官員要官復原職，老百姓的聲音我們是要聽的，老百姓認可的官員就是我皇帝認可的官員。

你看，這是一條規定，第二條規定呢？就是老百姓如果覺得哪個官員不是東西，可以把他扭送到中央，去告禦狀，沿途的官員不得阻攔。你看，這是朱元璋搞得這兩條規定，想不到吧？對，但是這兩條規定在當時的環境下，那不就是胡扯嗎？即使是在朱元璋生前也沒有執行得很好，更何況他死了之後，人亡政息。比朱元璋遲生幾百年的乾隆皇帝，就特別看不上他這一條，說這個老傢伙在這一點上，有點犯理想主義的錯誤，明太祖哪兒都好，就這條不好。因為這就鼓動那些奸民可以挾制官長，那還成何體統，成何規矩呢？我手中的權力那還值錢嗎？如果什麼事都老百姓說了算，我皇帝是個啥呢？對吧，乾隆皇帝在這方面看得特別清楚，事實上，在他執政期間，他也就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給大家推薦一本書，張宏傑先生寫的《饑餓的盛世》，我們以前的節目也推薦過。其中就講了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乾隆二十二年西元1757年。這一年，他第二次南巡，南巡完了，在回北京的路上，他的禦轎剛剛走到江蘇和山東的交界地，突然就有兩個老百姓攔轎告禦狀。大家想一想，那個年代的老百姓要告禦狀，那肯定是活不下去了嘛，冤情太大了。怎麼回事呢？這兩個老百姓是河南省夏邑縣的人，那一年夏邑縣遭了災，但是當地的官員諱災不報，不賑災，導致災情惡化，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派來這倆代表去攔轎告禦狀。但是這個狀子提上來之後，乾隆皇帝算得可不是這個賬，為啥？因為就在前幾天，他在江蘇境內去接見了一個已經退休的官員，就是前任的江蘇布政使。這個人叫彭家屏，本來皇上就特別看不上這彭家屏。你看，彭家屏接見的時候，就跟他講了夏邑縣這個災情，諱災不報的事情。你看，哪有這麼巧的事情啊？我的禦轎剛走出幾天，又遇到老百姓攔轎告禦狀，又說這個事情。

事實上，皇帝的判斷是對的，因為幾天之後，在山東境內又有倆老百姓攔轎告禦狀，說的又是這個夏邑縣的事情。如果你是乾隆，你會怎麼想？一定是這個彭家屏官場內鬥，想搞倒河南的那些官員，從知縣一直到巡撫，對吧。所以不僅自己在我這兒下藥，而且還鼓動或者是買通一些老百姓，到我這兒告禦狀，你以為我瞎啊，我不聰明啊？對吧，乾隆皇帝心裡跟門兒清似的，但是心裡也有一點不落准，說這個事到底真的假的。所以派了自己的一個侍衛，這個人叫觀音保，化裝成商人，就跑了一趟河南夏邑縣，去看看這事是真是假。

等觀音保回來的時候，面見皇帝彙報，說老百姓好慘啊，真的是百年不遇的大災，當地的官員是喪盡天良，諱災不報啊。老百姓慘到什麼程度？賣兒賣女，兩個小孩才賣出480文，我給你買了倆回來。 480文什麼價格？在當時就是兩隻烤鴨的錢。老百姓真的是活不下去了。你看，這個資訊一報上來，乾隆皇帝可就為難了，為難在哪兒呢？一方面官員諱災不報，失職，這樣的官員不處理，朝廷的綱紀何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處理了官員，這不就造成了老百姓攔禦嬌告狀，監督官僚系統，他們就擁有了這樣的權力嗎？我原來嘲笑朱元璋，說他政治上太理想化，那朱元璋不就變成了我嗎？

那到底怎麼處理呢？你看，乾隆就是聰明，他想出了一套處理的方法。你看看他這個過程。第一步先把河南的官員處理了，這事跟你們舉報沒關係，是我發現的，你們失職，先解職聽勘，甚至有的已經給你處理了，發配到哪兒哪兒哪兒。但是臨行之前，你們先給我辦一件事，這攔轎告狀的四個老百姓，對不起，你們先給我追查，是不是背後有指使啊，是不是家裡還有什麼逆案啊，你們去給我查。這哪有查不出事的？所以當地的那些已經被告發的那些河南官員就玩命地查這幾個老百姓，都要攥出屎來。

後來果然把這個屎給攥出來了，在其中的一家人家當中，搜出了一份檄文，這檄文是當年吳三桂反清的時候寫的檄文，這是上百年之前的事好不好。但是在你家裡查到了，這就是你造反的證據啊。結果這個人原來僅僅是攔禦轎告狀，現在就辦成了一個造反的逆案。甚至原來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彭家屏，就是那個退休的官員，也抄他的家。去查呀，看能不能查出什麼，果然查出來一點什麼《明史》這樣的著作。你看看，心懷前朝，圖謀不軌，又把他辦成了一個逆案。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這樣的，河南的官員當然有錯，但是因為辦了逆案，所以有功，就官復原職吧。至於攔轎告狀的那兩個刁民，你不是攔轎告狀不告狀，是因為你們想造反，所以就殺了吧。那個彭家屏，對吧，你家裡藏著禁書，那怎麼辦呢？我也救不了你啊，就賜令自盡吧，所以這個案子就了了。

你看，這個案子的處理手法，典型的反映了乾隆的一個心態。就是整個這個國家，老百姓是兒子，官員是爹，我是爺爺。那麼爹要是欺負兒子，那怎麼辦呢？這不應該啊，但是兒子你不能反抗。你得等我爺爺，我發現我兒子欺負你兒子，我來辦你爹。這事只有我有權力，你反抗這就叫大逆不道，為什麼？今天你能反抗你爹，明天你就能反抗你爺爺。這個道理說得跟繞口令似的，想必你也能聽得懂。

所以乾隆這個賬打得是非常的精明，通過乾隆皇帝處理這個案子的手法，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權力和資訊之間那種糾結的關係。對於權力來說，他面對資訊的時候，實際上是有兩個相反的衝動的。第一個衝動，是試圖擊穿層層的權力設置，去獲取更多的資訊，這個衝動總是有的。

那麼第二個衝動呢？是設置層層的資訊障礙，以確保自己權力的存在。你看，這聽著有點虛，我給你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任何官僚系統當中的任何一層的權力，最在乎的就是越級彙報。如果我的下屬可以不通過我，就跟我的長官之間形成資訊聯通，那我這一級的權力就跟沒有一樣啊。對吧，你們倆都聊得熱乎了，要我幹嗎呀？

所以說在軍隊系統當中，最在乎的就是兩件事情。第一件叫越級彙報，有一個退伍的老軍人就曾經跟我講，當年他剛入伍的時候，根本什麼都不知道，還向組織上表忠心呢。在操場上遇到連長，連長，我跟你彙報個事。連長當時就把臉抹下來了，把他揪到排長那兒，說這就是你帶的兵，就這麼不懂規矩。當時就關了禁閉，為啥？越級彙報嘛，你跟連長直接彙報自己班裡的情況。那班長排長，這個兵還怎麼帶啊？所以必須要設計資訊的屏障，而不是資訊的更順暢的溝通。

這是軍隊的一個特徵，第二個特徵呢？就是必須要有權力的神秘感。你看在軍隊，軍官和士兵之間，什麼澡堂、飯堂、廁所，這些牽扯到人類的生理活動的這些場合，往往是要分開的。你想想看，如果士兵和軍官在一起洗澡，一起吃飯，一起拉屎撒尿，這還有什麼神秘性可言啊？你不就是那樣一個人嗎？跟我也沒什麼區別啊。一到戰場上，當需要權力和權威的時候，喪失了這種神秘性的時候，那權力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權力和資訊往往是一個同構的關係。

所以再回到我們今天節目想講的那個主題，如果一個傳統企業，想向互聯網時代的企業轉進，那其實它渴求的是什麼？是資訊溝通的那種順暢和效率。但是與此同時，如果這個效率真給了你，你做了相應的組織變革，做了相應的資訊通道的重新設計的時候，你會徒然發現，你原來握有的那個權力沒有了。就像我們公司的CEO脫不花妹妹跟我講過一句話，她說我們這個公司什麼時候，我們作為長老，作為公司的領導人，已經需要通過一些中層幹部給我們彙報情況，我們才能夠瞭解底層情況的時候，我們這個公司就已經老了。

所以我們現在《羅輯思維》這個公司，我們怎麼運行啊？就是所有的員工沒有層級，甚至沒有部門，你們相互之間就是通過專案而整合在一起的。任何一個員工就可以當Leader，都可以當其他專案的成員，是通過各種臨時性的組織形成一種近乎失控的組織類型。在這種情況下，你像羅胖本人，在我們的組織內部，實際上是沒有權力的。我僅僅是作為一個資源，被各種各樣的專案去調用。我其實是各個項目的參與者，而不是那個領導人。

所以在互聯網時代，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叫失控。什麼叫失控？失控就是用中心權力的喪失，去獲取整個組織的更大活力和資訊的更通暢的流動。所以今天我們聽到很多傳統的企業家，都在那兒喊，我們要勇敢地向互聯網時代轉型。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這個轉型就意味著組織的變化。那就是你原來的組織樣態可能會變成一個平臺，一個基礎設施。要容忍那些更有活力的個人或者說小組織，在你這個平臺上跳舞。他們自己去做出符合他們自己意願的決定，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先做決定，這樣你就會擁有資訊傳遞的高效率。而與此同時，原來平臺的擁有者就會變得沒有相應的權力。

所以說互聯網轉型不是一次控制下的結果，它往往是一個選擇的結果。什麼樣的選擇？就是一方面是資訊高速流通帶來的高效率，而另一方面是原有權力的喪失。當這樣兩個東西放在你面前的時候，請問，轉型者們，你們會怎麼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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