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德生(林野) 臉書
退伍空軍上校, 詩人和作家，從事教學工作(兼專任34年)。1997年 ~ 2005年在國軍岡山醫院航訓中心擔任主任、美國肯塔基大學哲學博士1992年畢業。著有「肯塔基異鄉人」、「肯塔基老家鄉」、「北城舊事」。
夢迴不曾「達美樂」
林 野
＊原文刊載於「文創達人誌」28期，2016.01
上一個世紀高唱反共抗俄的50年代，台北的天母一帶來了一群高鼻子的老美，他們開車到圓山的美軍顧問團上班，喝可口可樂，抽Lucky牌香菸，附近也出現牛排館和大兵酒吧。
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正值中美邦交的蜜月期，台北市的高中生多被徵召到中山北路排排站，揮舞着美國國旗夾道歡迎。歷史老師說美利堅合眾國是自由民主的「指標國家」，所以我們要讀華盛頓砍櫻桃樹和林肯解放黑奴的故事，有些家庭也經不起誘惑，虛情假意地信了基督教，因為在教堂可以領到「握手牌」的麵粉或脫脂奶粉之類的美援物資，這是我對這個北美大國的最初印象。
唸高一那年，翻譯官退役的英文老師請來一位美軍眷屬，每週來校一次教些簡單英語會話，偶爾帶來一些報刊給大家傳閱，或大剌剌坐上她的克萊斯勒敞篷車，不鳥校門的糾察隊出去兜風。聖誕節前夕，我抽中籤和兩位同學代表全班到士林蘭雅拜訪這位女士，送上幾盞在中華商場用班費買的宮燈，受到可口可樂和餅乾的招待。
班上開始流行交換黑膠唱片，哼一些膾炙人口的英文歌，當時越戰方殷，幾條反越戰的歌曲，例如A Dear John Letter和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迄今仍朗朗上口；週末總是按時收看台視由余光主持的「西洋音樂」節目，後來陽明山的美軍電台(今日的ICRT)也跟着開播，成為學習英語的空中教室。 在那個政治氛圍嚴肅的年代，年輕的大學生憧憬「美國夢」，努力考TOEFL和申請獎學金，遠走高飛，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也提供留學諮詢服務，有的則一去不復返，想盡辦法拿到綠卡成為美國公民。
我雖有鴻鵠之志，但家庭經濟不足以負擔，讀軍校研究所就是為了省錢，直到1984年我有機會報考軍售留美班次，通過美國在台協會的ECL測驗，以上尉軍官的身份被派往德州的航太醫學校受訓9週。當時生怯地搭上飛機，飛越浩瀚的太平洋，降落之頃，我拿出相機拍下洛杉磯上空的風景，這是我的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國土，既緊張又興奮。
首次來到陌生的國度，說一口破碎的英語，聽力也很有限，每天都是帶着錄音機，坐在第一排聽課，因為結訓有考試，週末老美的軍官都外出找樂子去，我卻留在學校溫習教材。由於中美已斷交，其他國家的學員走在營區，遇到低階的美軍，他們都會舉手敬禮，祇認階級，不認國籍，惟獨我始終穿著青年裝，雖然省掉行軍禮，但心裡很不是滋味。唯一令我揚眉吐氣的是試卷發回來，我發現問答題全部答對，僅答錯了4題選擇題，我忽然發現老美的程度實在不怎樣！
來美受訓的最大感觸應該是見識到他們的國力雄厚，科技發達，國家要強必須要奮起直追，臨走前我搜刮了裝滿皮箱的教材，以及未來進修時的學校資訊，打定主意要再來學習西方之長。四年後，我終於獲得軍費留學的機會，考過TOEFL和GRE，以38歲的「高齡」又負笈來到美國，由於軍方尚未開放可攜眷伴讀，故這趟離家是拋妻別子，必須長期忍耐異鄉的孤寂，惟有週末打一通長途電話聊以慰藉，睡覺前常奢望能夠夢到台北。
剛來研究所時壓力頗大，考試就怕寫不完，和同學聊天很難切入他們的話題，還有一個老美教授打招呼從來不理人，想必是個種族歧視者，後來一位頗有同感的老中建議將他當作空氣，我畢業返國後，聽說他得了攝護腺癌。有一次我在週末帶一位台灣同學去看中古車，歸途被一輛從斜坡疾衝下來的車撞及，現場雖有目擊者，但事後保險公司看我是外國人，一毛錢也沒賠；無奈將車子拖到資源回收場，按理可索回當廢鐵賣的錢，但對方存心想坑人，經過一陣爭吵，纔支付區區的30美元。
不過我也確實遇到幾個好人，指導教授Randall祇長我四歲，對外國學生很友善，除我之外，他也收過幾位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來自敘利亞、埃及和中國大陸。他和妻子很能接受像水餃和粽子之類的中國食物，也參加過幾次台灣同學會辦的三節聚餐，還一同出城去吃港式飲茶的點心。Dare夫婦是我的外國家庭，都是在圖書館工作，收養兩個黑人女孩，視同己出，第一年的感恩節他們邀請不同宗教的異鄉遊子到家裡作客。另有一位南方腔調很重的教授Ott，課餘時常呼朋引伴到隔街的越南店喝啤酒，他力邀我加入他們的圈子，說可以學到生活英語。
我住的研究生社區逐漸多了一些對岸來的學人，每次放映台灣電影都是常客，很快地就熟絡起來。當年軍方派出國留學的人員都要到木柵講習一週，避免在國外被老共「統戰」，然而這種籓籬似乎擋不住「民族情感」，週末他們擀麵，包水餃都會招呼一聲，我則端去一大盤滷菜，或沏一壺烏龍茶，百無禁忌地一起「砍大山」。
他們大多一年半載就回國，少數留下來的都絕地求生，有位武漢大學生物系來美的講師，週末在農夫市場擺攤為人畫肖像，半工半讀唸完碩士和博士，而且將妻女接來定居，畢業時他贈送的一幅水彩風景畫，一直掛在家裡的客廳，每年農曆新春我都寄一套生肖郵票給他收藏。
有朋自遠方來是一件喜悅之事，我客居的肯塔基州小城有條75號公路穿過，南來北往的朋友都會來小住一晚，他們常會為我帶來一些買不到的台灣蔬菜，視如珍饈。有一回吃到亞特蘭大的燒餅油條，捨不得一下子吃完，幾天後竟因發霉，祇好丟棄；後來發現辛辛那提有一個市場賣台灣蔬菜，開3小時車去採購，就是為了吃到空心菜和豌豆苗。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一些分不清楚中國和台灣的老美們問我家裡是否都平安？這件大事促成了兩岸留學生的互動，老中們穿著印有螳臂擋車的「坦克人」王維林的運動衫，走在校園公告天下，令老美側目，我也代表台灣同學會送上聲援的捐款。年底妻兒來美國過聖誕節，Randall下令放我3週的假，孩子們終於有機會看到下雪的情景。幾天前剛幫一位老中肢解打獵來的公鹿，他們剛抵達那晚，桌上的晚餐是鹿肉火鍋，我不敢告訴孩子聖誕老人是乘坐馴鹿雪車來的。
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開始打包變賣家當，學系的師友援例在Ott的實驗室舉辦聖誕節的「飲料交換」，這次的主題是為我送別，儘管校園有禁酒令，每人卻心照不宣地帶來市面少見的啤酒，師生共飲，我帶去的是從華府託人買的罐裝台灣啤酒。學弟妹們合送我一瓶簽上名字的「野火雞」波本威士忌。臨去之夜，Randall趕來和我合照，雖離情依依，但歸心似箭，等不到學系的聖誕節餐會就搭機離開肯塔基州，在蘇聯解體的前一日回到有點陌生的台北。
往後的十年我兩度趁參加學術會議之便重訪母校，Randall和Dare夫婦也來過台灣，他們已經成為交情日深，常以email聯繫的老朋友，Randall因為具有「中國經驗」，加上我的推薦信，曾經應邀到山東大學擔任客座教授。2005年，傳來Ott罹患肺癌的消息，我寄了300美金的支票過去，為他打氣，結果兩週後收到一封信和退回來的支票，信上要我用這筆錢和家人週末出去吃一頓大餐。他說：「已經畢業了，不再是師生的關係，而是學術的同道和好朋友」。信尾還蓋了當年我送他的大理石中文印章，不久他就溘然長逝。
離開美國多年，以前電視看到的黑人小子麥克･傑佛遜，不知何時已變成「白人」搖滾樂巨星，歐巴馬也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從網站上看到校園的改變不少，「野貓」籃球校隊拿過兩次全美的NCAA冠軍，Randall和Dare都寄過紀念運動衫給兒子，他們已經搬到鄉下去住。每年的聖誕節我為Randall寄去他喜愛的高山烏龍茶，他說自從椎間盤動過手術，已經不再騎馬。他的新居所在地出產含有酒液的巧克力，他結束中國之行轉機來台時，不忘攜帶一瓶台灣買不到的波本酒，我允諾退休後一定去探望他們，並且到南方漢子Ott的墓碑前獻上花束。
幾年前曾以「飛越太平洋」為題與學生分享留學的心得，說是一生中的美好回憶。有人認為做夢常會遇到喜愛的人事物，奇怪地，我卻不曾有過這種夢境，也許美國不是自己的家鄉，非我眷戀之地。記得看過一部聖丹斯影展得獎的影片，一個香港家庭到澳洲依親後，未久被全然西化的女兒嫌棄，我的一些移民美國的朋友在子女成長後變得相當寂寞，黃皮膚黑頭髮的孩子不願意學中文，把中國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拋諸腦後，情何以堪！在社區裡也有風燭殘年的伯叔輩，含辛茹苦地將子女送出國，晚年孤單地與外傭為伴。
當年因學習英語能夠見識到美國的自由民主精神，像跳脫的井蛙頓時大開眼界，但我從不認為美國可成為的移民的天堂，從前在美援時代，政府將美國捧成救世主一般，後來知道先在開羅會議拉攏中國，後在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冷戰時期在亞洲、中東和南美以鄰為壑，打代理戰爭，種下「911」的恐怖攻擊的惡果。邁克･摩爾導演的紀錄片「華氏911」敢於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CIA的到處搞顛覆，對世界的動亂推波助瀾，因而該片在坎城影展被稱讚為美國的「良心」。儘管魔鬼和天使常有相同的面貌，美國也有許多善良的人民，憎厭齷齪的政治，崇尚無國界的人類友愛。
聖誕節即將來臨，也許美國正在忙碌於國內外的「反恐」，傷腦筋如何消滅伊斯蘭國，想到寄張卡片給那些美國老朋友，捎去一些溫暖的問候，也感恩歲末子孫都在身邊，每逢佳節可以聚敘天倫。
夢迴不曾「達美樂」，我祇是異鄉的過客，美國對我而言，並沒有「文化震撼」，不會是我心目中的樂土。生於斯，必也終老於斯，這是我對中華文化不離不棄的堅持。
上文承蒙 溫德生(林野) 先生同意，引用他的「臉書」系列文章，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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