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景良博士 臉書
黃景良博士
陸軍官校正42期、66年成大機械學士和68年碩士、70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機械博士班深造二年、76年成大機械博士、82年陸軍官校教授兼系主任退伍受聘於崑山科大教授、103退休居住雪梨。
我家如何在1962年由廣州到香港之回憶
我一生最感激應是父母親。在廣州大躍進後，實行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努力做與鬼混者沒差別，人之積極性沒有了，導致集體懶惰造成生產力大幅減少。
富農出身恐從來不務農不懂農事的毛澤東，外行領導內行，竟然異想天開，指導增加秧苗密度來增產，底下公社幹部紛紛拍馬，虛報搶功由畝產千斤到萬斤。連錢學森也加入拍馬行列，以科學推論證明畝產萬斤可行，使老毛龍心大悅。錢學森也因此成為由美國因為愛國心回來報效祖國，在文革極少數沒受紅衛兵迫害的知識分子。
但是公社是按照生產比例上交公糧，虛報豐收多上交公糧後農民便吃不飽。加以全國打麻雀運動，我們小孩子也參與，定時在頂樓天台敲臉盆，趕麻雀，使不敢停留休息，因為力竭和飢餓而亡，據說真的消滅了大量麻雀。因為麻雀吃害蟲大於其吃稻子或麥子。許多地方因此鬧蟲災導致穀物欠收。
一個獨裁者之狂想曲，那些狗奴才和馬屁精助毛為虐導致三年大飢荒，他們官方美化稱為三年自然災害。
我與兄弟及大多數發育中同學，因吃不飽和營養不良患上水腫病，臉部肌肉用姆指按下去，幾秒鐘才彈性恢復。廣東是魚米之鄉，算是災害較低之省份，全國據考證餓死三千萬人，尤以西北省份最多。那時又開始打擊地富反壞右黑五類，我兩位弟弟因家庭被劃歸資產階級（富）而不能上公立小學。
父母親原在廣東北部經營糧食買賣，幸而沒有買地成為地主。解放前父母已經買好車票準備全家搬去香港。但中共派來人員做父母思想工作，說不要相信國民政府之宣傳，保證生意照做。那時生意做得正好，便相信那位共幹鬼話留了下來。1951年開始，便露出真面目，三反後五反，地主最慘，幾乎沒有活路。我父親每天被強帶去看鬥地主，非常殘酷，主其事都是地方窮但心眼壞，心狠手辣之流氓壞蛋，父親看到有人竟然趁機性虐待地主年輕之小老婆，將其脫光吊起其乳房性虐待。最殘忍是要地主子女與父母劃清界線，帶頭鬥父母，甚至槍斃地主時要其女兒開槍。種種殘暴主要是恐嚇次等敵人，如父親做生意之富人，父母將所有財產交出後才容許我們離開去了廣州。父親去香港投奔親戚，母親與我們兄弟四人則留在廣州，住西關耀華大街一間二樓老屋。
有一日，小弟與鄰居小孩打架，鄰居大嬸在我家門口潑婦駡街，你們資產階級欺負我們無產階級。嚇得母親連忙送禮賠罪。氣氛愈來愈肅殺，此地不能再留戀了。廣州許多人都有親戚在香港，廣州共分50區，每區派出所所長有權每日批一人去香港探親。母親朋友告知母親我們管區何成所長是復員軍人，可以用錢疏通。母親先申請我兄長去香港探親，何所長來家訪，看到我家舊收音機，愛不釋手，母親即託朋友連夜送給他，並問他有何需要？他透露最需要一部腳踏車，我們馬上買了一部給他。隨後不斷藉機偷偷送禮送金，共計三仟多元。那時廣州工人平均待遇30元，三仟元是100個月薪水。若以目前平均薪資台幣4萬元計，等於400萬元。那是我們全部家財。這位何所長平日對地富反壞右黑五類作威作福，極盡打壓。我的好同學中羊恨之入骨。何所長沒有文化（沒有讀多少書），中羊家過年門口貼上毛詩作為春聯，何所長以為是反詩，衝入中羊家大吼大叫，門口寫什麼鬼對聯？結果鬧出大笑話？沒文化也真可怕！
所幸他雖然貪財，但貪之有道，信守承諾。記得1962年1月底農曆新年前夕，所長拿著去香港雙程通行證到我家報喜，他主動加了我的名字，給我意外驚喜。我剛吃壞肚子臥床休息，聽到我也獲准去香港，當埸由床上跳起來，病也不薬自癒。大哥恐生變，當晚去火車站買好到香港車票，還叮囑我千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半點風聲，我連向最好朋友道別都不容許。
第二天一早，我們兄弟倆帶著簡單行李，和學校成績單作為探親後返回廣州就學之證明。到深圳羅湖下車後，與其他幾個同樣赴港探親之不認識學生一同走過羅湖橋步向香港關口，關口有一洋警察領頭把關，因我們都持雙程證，他用廣東話問我們要不要返廣州繼續讀書，我們每個人都說一定會。這是老鳥教會之台詞，香港不會深究你回不回廣州，只是行禮如儀。他看我們每個人之成績單。我的成績大部分是五分，五分最高分，三分合格，我兄弟倆成績是同行學生最好的，但這無關通行。我們過了關，再乘火車到九龍與父親團聚了。五個月後，母親與兩位弟弟，被批准到澳門探望我的外祖母，再由澳門坐漁船偷渡到香港。可見何所長也有壓力，為掩人耳目，分兩批兩段時間批准到不同地點離開廣州。
1995年，我退伍後在崑山科大任教了兩年，利用暑假第一次重返廣州，與小學同學重聚首，已經過34年。有一位小學同學，就是我在記念小學老師林少華文中，提及之書畫俱佳之黃中羊同學，我在1981年國防公費留美時與他聯絡上。那時他已是廣州美術學院之講師，正申請到加拿大留學，我請求我那移民加拿大多年的弟弟，為他作為生活費用之保證人，使他順利在1984年成行。見面時他已經在加拿大站穩腳步，成為當地名畫家，這次也是我們首次再聚。住同街另一好友同學羅裕潮，刻苦向學，在廣州南方日報由學徒，記者逐部成為南方日報社委，廳部幹部。有另一位女同學也完成大學教育成為老師。其他有些同學當年口齒伶俐，功課又不錯，表現比我優秀許多。可惜時運不濟，有些因下鄉失學，或環境影響沒有上大學。也有不少因國營工廠關閉而下崗失業。
沒有母親在1960年當機立斷，散盡家財，全家到了香港，我們兄弟各自努力，完成大學以上教育，各人都有一定成就。若是我留在大陸，以我家資產階級成份，下場必然比多數同學更差。
我常想若遇到那位何所長，我一定會當面感謝他。他對我們家作了好事，有時貪官拿錢助人，比那些満口愛黨愛國而幹盡傷天害理之事的人，強上一百倍。
上文承蒙 黃景良 先生同意，引用他的「臉書」系列文章，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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